开放合作研究团队第86期Seminar学习讨论会
2025年5月20日晚上18:30-20:30，中山大学区域开放与合作研究院文献研读会议以线下的方式成功举行。本次学习讨论会由硕士生陈梓妍同学分享文献《全球供应链风险与国内资本流动——基于企业异地投资的新发现》，参加学习讨论会人员包括博士生和硕士生等。
全球供应链风险与国内资本流动——基于企业异地投资的新发现
赵春明 钟晓欢 班元浩
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保障供应链安全是百年变局下的重大现实问题，然而，全球供应链风险加剧背景下本土供应的替代效应却受制于国内市场分割格局。本文旨在寻找全球供应链风险与国内循环不畅双重约束下中国企业的突破路径，并通过构建Bartik式外生指标识别全球供应链风险对国内资本要素流动的影响。结果发现，城市面临的全球供应链风险上升将增加异地企业前往此地设立子公司的数量和概率，国内资本空间再配置成为市场分割背景下缓解全球供应链危机的重要形式。拓展分析表明，全球供应链风险下国内资本流动不仅具有双向流动的特征，而且能突破省级行政边界和区域循环边界，推动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本文发现了打破中国外循环受阻、内循环不畅困境的政策支点，为把握全球供应链调整和重构的机遇、推进要素市场一体化建设提供了经验支撑。
一、引言
内循环受阻：由于国内市场分割依旧存在，部分地区国内贸易成本大于国外贸易成本，形成了内循环与外循环并行的嵌套经济模式。长期以来，国内市场分割不仅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且有碍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高度依赖国际供应体系的原因之一。
外循环风险：一些先发国家秉持价值观同盟意识，不断强化对全球供应链的国家主权干预，打造技术封锁圈层，意图将中国排除在全球主流供应链之外。同时，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后果表明，过分依赖外部供应将放大投入产出传导下的供应危机。
中国企业何以突破外部供应风险与国内循环不畅的双重约束？中国政府如何在外循环受阻的背景下，促进以资本为代表的各类要素自由流动，进而打通这一制约内循环的关键堵点，推动实现新发展格局？
本文发现，企业设立异地子公司可能是解决这一困境的微观途径。一方面，企业跨地区投资扩充了受外部供应下降影响地区的供应商选择集合，对进口中间品缺口形成替代，并利用本土供应需求增长的机遇实现异地规模扩张；另一方面，设立异地子公司以企业边界替代市场边界，降低了交易成本，并将GDP、税收和就业留在投资目的地，符合当地政府的利益需求和经济发展属地性。
本文的边际贡献：（1）探索全球供应链风险对国内资本要素跨区域流动的溢出效应，揭示了中间品内向化调整如何通过释放本土市场的供应需求，吸引企业进行异地投资的作用机制，从政府、市场、企业三个维度考察全球供应链风险与国内企业异地投资的调节机理。（2）发现了全球供应链风险对国内资本的空间再配置效应。以往关于全球供应链风险经济后果的研究多聚焦于企业外循环参与，如出口、进口供应商选择等，本文则聚焦企业国内异地投资这一内循环参与策略，丰富了外部风险的多维度影响路径。（3）从开放视角考察企业异地投资的影响因素。已有研究从政企纽带、市场分割、政府干预、交通设施等视角探讨公司异地投资的动机。然而，在开放经济的背景下，全球供应链牵一发而动全身。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说
假说1：其他条件不变时，城市面临的全球供应链风险上升会吸引国内异地企业在本地设立子公司。
本土市场的替代效应：在国际、国内贸易成本与市场需求偏好给定的情况下，进口中间品与国内中间品具有替代效应。国内外市场相互替代假说指出，地区参与国际市场的规模经济具有挤出国内市场整合需求的替代效应。
新建企业的选择：通过本地在位企业的供应、国内异地供应、新建企业供应（包括本地新建企业供应与异地母公司在本地新建子公司供应）弥补供应缺口。本地在位企业供应无法满足下游企业对中间品的规模和质量需求，这是下游企业参与全球供应链，选择进口中间品的初始动力；由于长期存在的市场分割，国内各区域间的产品流通存在较高的进入壁垒和交易成本，国内异地供应受到阻碍。
假说2：全球供应链风险通过强化中间品内向化调整趋势吸引国内异地企业在本地设立子公司。
全球供应链风险提高了企业从国外进口中间品的成本，甚至直接关闭了部分中间品进口通道。企业被迫增加对本土产品的需求和可接受度。高度依赖国际供应地区的中间品进口渗透度降低，具有替代效应的本土供应需求增长，中间品投入内向化趋势加强。
上市公司可以迅速捕捉全球供应链风险加剧地区本土供应需求增长的信号，并通过设立子公司的方式抢占该地区的潜在市场份额，获取额外利润，而且由于子公司将税收和就业留在当地，大大降低了政府“掠夺之手”的限制。根据Krugman（1980）的本地市场效应理论，本地市场需求的增加存在空间吸引力，会吸引其他地区的企业前往本地投资生产，推动资本要素空间配置重塑。
假说3：其他条件不变时，靠近大客户设立异地子公司、受影响地区政府增加补贴、母公司管理层的长期主义将强化全球供应链风险对国内异地资本的吸引效应。
市场：全球供应链大规模、持续性的冲击对链条组织和节点布局提出新要求，突出表现为投资格局从离岸供应向在岸生产的调整，尤其是以靠近消费市场和主要客户的形式进行布局。
政府：城市全球供应链风险敞口的扩大可能导致当地政府采取保护政策，例如，加强对本地企业的支持和补贴，进而对异地企业到本地投资形成激励。
企业：全球供应链风险的内涵并不局限于不确定性，具有战略眼光的企业管理层可以从风险中发现潜在机遇。具有战略眼光和长期发展思维的母公司管理层果断实行跨区域投资的决策，抢占中间品内向化调整后释放的国内市场供应份额。
三、研究设计
为识别目的地城市面临全球供应链风险对异地母公司前往该地设立子公司的影响，本文构建母公司——潜在目的地城市——年份层面的三维面板数据，设定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f代表母公司，i和j分别为异地投资来源地城市、目的地城市，t为年份。
解释变量：Supply_Shock1：本文利用CEPII—BACI数据库，构建以中间品为标的的城市—年份层面全球供应链风险指标。具体做法如下：①将HS编码统一至HS02版本，将其与BEC分类标准匹配后识别出可贸易中间品；②将中间品的HS编码与CIC4位码相匹配，计算每年全球每个行业中间品对除中国之外的经济体出口，相较于上一年的下降程度；③利用不同国家和地区中间品出口下降幅度，结合中国海关数据库中各城市在期初分来源地的行业中间品进口份额，构造类似于Bartik式变量，将行业层面的全球供应链风险转化至城市层面，以衡量目的地的全球供应链风险敞口。Supply_Shock2：以地级市期初特定行业吸纳劳动力数量占比替换进口权重。
被解释变量：Cross_Firmfijt：母公司在目的地城市（异地）设立的子公司数量；Cross_Firm_YNfijt：母公司是否在目的地城市设立子公司。鉴于企业设立异地子公司数量存在大量零值，即母公司与部分潜在目的地城市之间未产生异地投资关系，因而构建异地母公司是否在目的地城市设立子公司的二元虚拟变量，利用线性概率模型观察城市面临全球供应链风险是否显著吸引异地投资，将其作为企业异地投资的拓展边际进行分析；母公司在异地城市设立的子公司数量作为集约边际。
控制变量集：目的地城市宏观经济特征Xjt，母公司时变因素Xft的集合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母公司与目的地城市联合固定效应；来源地城市与年份联合固定效应。
聚类标准误：城市对层面。
本文主要利用了全球双边产品出口数据（CEPII—BACI数据库）、中国产品进口数据（中国海关数据库）、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地理与财务数据（CSMAR数据库）、投资目的地的宏观经济特征数据（EPS数据库）等。
样本区间：2013-2020年。由于中国2012年开始推行商事制度城市试点改革，大幅简化新企业注册流程并降低新企业注册资本要求。商事制度改革后，日均新设企业量呈加速增长态势。通过剔除相关数据缺失严重的地级市样本，最终得到8年4464家上市公司在238个地级行政单位设立的异地子公司分布情况，共计7183218个观测值。
四、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
基准回归：（3）、（6）列最严格的模型设定中，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和量级未发生明显变化；从系数看，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城市面临的全球供应链风险每上升1单位，平均意义上将吸引每家异地母公司在此地设立子公司约0.006家，相当于样本均值的20.54%，每家异地母公司在受全球供应链风险影响城市设立子公司的概率平均增加0.21个百分点。全球供应链风险对国内资本产生了空间再配置效应，对国内资本跨区域流动具有显著正外部性。
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法。IV1：海外市场接近度乘以国际原油价格。将海外市场接近度（各城市到最近港口距离的倒数乘以100）乘以国际原油价格构造城市层面的时变变量。IV2：城市面临的中国主要进口伙伴中间品出口下降导致的供应链风险。
内生性问题：排除替代解释。排除目的地城市产业结构转型的干扰。如果城市产业结构具有路径依赖特征，进而与该城市对进口产品的依赖有关。同时，当期产业结构调整又可能影响该城市的资本流入。本文测算目的地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ISA）和合理化指数（ISR），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式（1）。
排除目的地外资变化的替代性解释。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状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城市的要素禀赋优势和竞争程度，这也是母公司异地扩张的考量因素之一。同时，在外资空间集聚格局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样本期初的外资水平对当期外资进入的影响具有持续性。本文分别将目的地城市每年的外资企业数量（FE）和外商直接投资额（FDI）加入回归模型。
排除基于避税动机的异地投资干扰。企业异地扩张决策具有真实投资与税收洼地避税的双重目的，因而有必要剥离母公司基于避税动机前往受全球供应链风险影响地区投资对基准回归结果的干扰。由于税收严格的地域性限制，子公司的税收只受其所在地政策的影响，在异地设立子公司可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母公司所在城市严格的税收监管。为此，本文在基准回归中控制了目的地税收征管力度的潜在干扰。在此将刻画母公司避税程度的指标：扣除应计利润影响后的会计——税收差异（DDBTD）纳入式（1）。
控制目的地城市所在省份与年份的交乘固定效应，缓解同一省份各城市类似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为排除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外向型程度的差异和区域之间产业转移的潜在干扰，本文控制目的地所在区域与年份的交乘固定效应。
回归结果均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没有发生显著改变。
稳健性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分别将被解释变量提前1期和2期
使用工商注册企业的异地子公司数据、使用制造业的异地投资样本；控制母公司—年份固定效应；剔除2020年的样本；对所有连续变量做上下1%的缩尾。
五、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本文以地级市进口渗透变动程度（IMP）反向刻画中间品内向化调整趋势。与核心解释变量的思路类似，以不同城市期初的行业中间品进口份额为权重，将行业层面的进口渗透程度加权平均到城市层面。
（1）将城市进口渗透变动程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对该城市的全球供应链风险敞口进行回归：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城市全球供应链风险敞口扩大降低了本地的进口渗透程度。
（2）将被解释变量对机制变量进行回归：城市进口渗透程度的降低增加了异地企业前往本地设立子公司的数量和概率。
尽管中间品内向化程度具有良好的外生性，为了论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将进口关税作为进口渗透程度的工具变量进行2SLS回归。结果如第（4）、（5）列所示，进口渗透程度的系数依旧显著为负。这为本土中间品需求增加与国内异地投资流入之间的正向关系提供了补充性证据。
尽管中间品内向化程度具有良好的外生性，本文将进口关税作为进口渗透程度的工具变量进行2SLS回归：进口渗透程度的系数依旧显著为负，为本土中间品需求增加与国内异地投资流入之间的正向关系提供了补充性证据。
市场、政府与企业的调节效应检验：
市场调节效应：计算母公司在目的地城市的前五大客户数量（SaleC）和对这些客户的销售份额总和（SaleR）。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母公司在面临全球供应链风险的地区销售份额越大、下游客户越集中于目的地城市，则母公司到该城市设立子公司的数量越多，全球供应链风险对异地资本的吸引效应越明显。
政府调节效应：利用文本分析方法，筛选企业所获政府补助中相关关键词，并统计企业获得的上述补助金额，进一步汇总受影响地区所有上市企业当年获得的政府应急补助数额（GS）。交互项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受影响地区的政府应急补助强化了全球供应链风险的资本空间再配置效应。
企业调节效应：本文整理上市公司年报披露信息，利用文本分析和机器学习量化母公司管理层短视主义特征（MSS）。交互项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当母公司短视主义特征减弱，即具有长远的战略发展眼光时，将会强化全球供应链风险对国内异地资本的吸引效应。
异质性分析：
市场：将全球供应链风险分解为技术密集型（TSupply_Shock）、资本密集型（KSupply_Shock）和劳动密集型（LSupply_Shock），重新构建区分产业类型的核心解释变量。结果显示，地级市面临技术密集型全球供应链风险时，将吸引上市公司在该地设立子公司，且影响系数远大于基准回归结果，而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全球供应链风险的系数则显著为负。
政府：本文计算了目的地城市的财政分权度指标（FD），并依据其年度中位数分为高、低两组。在地方政府财政分权程度较高的样本中，全球供应链风险对异地企业前往本地投资的吸引效应更大。地方政府自利性动机强化，财政分权激励经济发展的作用增强，将通过税收返还、财政补贴、增加建设用地供应等多种方式刺激经济恢复，进一步吸引异地企业前往当地进行投资。
企业：采用公司年报中相关词频占比刻画母公司数字化转型程度（DT），并以年度中位数作为临界点进行分组。回归结果显示，在数字化应用高于均值水平的母公司中，全球供应链风险对其异地投资的吸引效应更大，且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六、拓展分析
本文将全球供应链风险定位于投资来源地（母公司所在城市）层面，将来源地母公司前往异地设立的子公司数量和概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对本地的全球供应链风险敞口（Supply_ShockL）进行回归，即从资本流出的视角检验全球供应链风险的影响。
核心解释变量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城市全球供应链风险加剧将显著抑制本地母公司的异地投资进程，将增加未来2期该城市企业前往异地设立子公司的数量和概率。综上，全球供应链风险可以推动国内资本双向流动。
国内要素流动的壁垒存在于省际之间、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及中心与外围城市之间等方面：省级行政边界、区域循环边界、中心与外围结构对全球供应链风险下国内资本流动的影响。
综合而言，全球供应链风险下国内资本要素流动方向具有大区域内顺梯度转移与小区域内向中心城市集聚的双重特征。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加强全球供应链风险监测，科学评估地区经济外部依赖程度，合理预测中间品内向化调整下本土市场替代供应能力，正确看待并充分利用全球供应链调整和重构的机遇，推进国内资本要素市场一体化建设：
企业应理性研判国内市场供应需求增长的潜在机遇，加速实现数字化转型，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优质外资带来的信息、资源优势实现异地扩张。
地方政府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全局观视野促进资本跨区域自由流动，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区域行政桎梏，积极引入外来资本助力本地经济恢复和发展，一视同仁地对待辖区内异地子公司与本土企业。
中心城市在依托既有产业集聚基础和市场规模吸引异地投资的同时，也要合理规划现有资源。通过建设城市群和都市圈带动中心城市周边中小城市发展。同时，中央可通过转移支付让外围城市共享中心城市资本集聚的经济成果，助力外围城市寻找自身产业定位、发挥比较优势。
八、会后讨论
分享环节结束后，与会的各位同学针对论文的核心内容展开了积极的讨论。其中，钟夏洋博士注意到异质性分析中地级市面临技术密集型全球供应链风险时将吸引上市公司在该地设立子公司，而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全球供应链风险的系数则显著为负，原因可能是我国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中间品进口依赖程度低。主讲人认为，在全球供应链风险背景下，探讨资本要素的国内循环，具有现实意义。至此，本次文献研讨会圆满落下帷幕。
拟稿：陈梓妍
编辑：陈倩怡
审核发布：毛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