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合作研究团队第74期Seminar学习讨论会

一、引言

数字经济正成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十九大报告高度认可了数字经济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我国劳动力市场在数字经济的刺激下愈加活跃，一些城市得益于数字经济开放、自由、灵活的特点，正凭借着相关产业，成为人才流动的新目标。

数字金融已经被证实对区域经济增长、居民消费、企业融资缓解、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创新创业活动以及电子商务的发展等方面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地，数字金融推动包容性发展的事实已经被间接和直接证实。

劳动力流动已经被证实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提升有着重要的贡献，会改善农村居民的贫困状况；劳动力流动决策——一种基于个人流动前后成本收益的比较并试图寻求更高效用的理性选择或将受到数字金融发展的冲击，拓展更丰富的决策途径。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自新经济地理理论（Krugman，1991）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于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已有研究证实人口密度更大，就业机会更多，工资水平更高，商品多样性更高以及平均教育程度更高的地区成为劳动力的主要流入地（肖群鹰和刘慧君，2007；Moretti，2004；FuandLiao，2012）。然而直到微观数据实现逐步普及，劳动力个体的流动问题才真正开始得以系统地研究。夏怡然和陆铭（2015）使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研究了城市公共服务等城市特征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发现劳动力流动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就业机会，以医疗和教育为代表的城市公共服务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数字金融在传统金融的基础上具有覆盖广、成本低和速度快的特性，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降低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方面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谢平和邹传伟，2012；黄益平和黄卓，2018）。数字金融在实体经济领域有促进金融资源合理配置、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作用（王馨，2015）；同时也起到降低经营和财务风险对商户的冲击，促进小微主体电子商务发展的作用（Hauetal．，2017；Huangetal．，2018）。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与蚂蚁金服集团合作编纂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通过梳理目前国内外关于数字金融指标体系和指数的研究，并结合现阶段国内实际情况，构建了一个完整、准确的数字金融指标体系。目前，已有学者基于该指数从居民收入差距、创业活动、消费以及包容性增长等方面探究数字金融的经济影响（宋晓玲，2017；谢绚丽等，2018；易行健和周利，2018；张勋等，2019）。

融资和信贷约束是限制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数字金融所具有的传统金融所不具备的普惠性特征，可以为其提供信贷支持，缓解融资约束，同时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和中介成本来促进中小微企业的发展，由此可以带来就业机会的增加，从而吸引劳动力的流入。其次，创业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地区发展。创业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融资约束，而数字金融突破了传统距离限制，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等风控技术降低风险，从而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有助于小微企业获得融资，促进创业。由此带来的就业机会的增加会进一步吸引劳动力流动。最后，数字金融对个人收入的促进作用已经被学者证实。而收入作为吸引劳动力流动的最基本也是最直接的因素，自然而然在劳动力流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假说1a：在其他城市特征不变的情况下，数字金融的发展会吸引劳动力的流动。

假说1b：数字金融吸引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机制是提供就业机会和提高预期收入水平。

作为2016年在中国杭州举行的G20峰会的主题之一，包容性的概念是指促进各国发展差距的减小，使得发展成果由世界共享。包容性发展的含义是指在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公平，发展的成果更能由弱势群体所享受。目前，从城乡地域二元视角来看，在一个城市中，农村地区传统金融的覆盖广度和深度与城镇地区有显著差异，传统金融和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的支持力度难以实现；从不同劳动力群体来看，中国的基础金融服务存在着严重的男女差距（尹志超等，2019）。考虑到数字金融的包容性特征，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说：

假定劳动力个体选择流动到某个城市的效用可以用效用函数表示为：

其中i表示个体，j表示劳动力个体面临的城市选择。为劳动力个体i在选择流动目的城市j时所带来的效用，为城市j的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为城市j的其他特征，为未观测到的因素。劳动力个体依据如下规则做出选择，即在j个备选城市中选择能使其效用最大化的城市。

是一个选择变量，当劳动力个体i选中j城市时为1，否则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