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合作研究团队第75期Seminar学习讨论会
2024年10月29日晚18：30-19：30，中山大学区域开放与合作研究院文献研读会议以线下的方式成功举行。本次学习讨论会由博士生钟夏洋同学分享文献《Political hierarchy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a spatial discontinuity in China》。参加学习讨论会人员包括博士生和硕士生等。
Political hierarchy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a spatial discontinuity in China
Junxue Jia, Xuan Liang, Guangrong Ma
一、选题
本文属于典型的中国“边界效应”研究，而1997年重庆直辖属于我国重要的行政区划改革，对川渝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已有文献对重庆直辖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本文站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认为行政制度能够塑造经济地理，不同城市等级的官员具有不同的政策决策权，作者试图从分权的角度分析重庆直辖带来的影响。
二、政策背景
重庆在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都隶属于四川省管辖。1997年，重庆被升格为直辖市，从四川省分离出来，行政、人事、财政等方面的决策权大幅增加。而在中国特色的政治层级结构中，中央政府通过嵌套的多层行政体系(省-地级市-县-乡)来联系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决策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政治层级结构中的地位。
根据官方的解释，重庆直辖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中央希望重振重庆经济，使重庆成为带动中国广大西部地区增长的引擎。重庆直辖市由于其较高的行政地位，有能力制定更适合当地情况的政策，因地制宜促进经济发展。第二，重庆市政府期望更好地协调三峡工程库区居民的安置。
在直辖之后，首先，重庆市获得省级行政管理权限，行政事务完全独立于四川省。第二，重庆市官员不再由四川省政府任命或考核。因此，可以享受事权的大幅增加。第三，财政方面，重庆不再需要与四川省政府分享财政收入，因此具有更高的财政收入留存率。
三、理论分析
重庆行政等级的提升既带来了收益，也带来了成本。地方政府拥有更优质的资源和权力通过政策设计满足需求，但这也可能带来行政成本的增加。
第一， 重庆官员不再由四川省政府任命或考核，而是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或考核，并不需要像以前那样遵从四川省的政策，执法权和事权都大幅增加，如投资项目审批、土地分配、基础设施建设等。
第二， 从财政方面来看，重庆市承担了更多的公共服务责任，获得了更高的财政收入留存率。重庆各地直接与中央政府分享收入，不再与四川省政府分享收入。较高的税收留存率为地方政府制定有利于发展的政策提高税基提供了更高的激励。
第三， 行政等级的提升也会产生代理问题。组织经济学中认为，过多的地级市被提升到省级，控制跨度的增加将导致中央政府难以处理信息和协调省级政府之间的政策。总而言之，会增加中央政府的行政成本。因此，收益是否大于成本需要实证检验。
四、研究方法和研究发现
1、数据来源：1992 - 2013年卫星夜间灯光强度；2013年城镇级别经济、公共物品数据；2008年城市普查数据；2005年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2000和2005人口普查数据；1994-2005年县级财政支出构成数据；2003 - 2009年县级公用经费滥用信息；地形数据。
2、实证策略：本文通过重庆的地理位置这一空间断点对重庆直辖这一政策事件的经济效应进行检验。生活在川渝边境附近的人们有着相似的文化，并且过去属于同一省份。相对于重庆地区，四川地区是完美的反事实组。本文使用夜间灯光强度衡量经济增长，将夜间灯光强度的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发现重庆和四川在政策前的灯光强度增长趋势是平行的，但在1997年之后出现了大幅度的发散。
3、平衡性检验：下图中x轴表示城镇质心到重庆-四川边界的距离，其中负数表示对照组(四川)。暗点显示在距边界10公里宽的区域内的平均增长率。黑色线条拟合边界两侧100km带宽内的局部线性回归，蓝色线条表示95 %的置信区间。表明靠近边界的处理镇和对照镇在重庆市推进之前光照强度增长趋势是平行的，只是在1997年之后才出现了大幅度的分化。
4、基准断点回归结果
表3第1—6列分别衡量一次线性多项式（经纬度）30公里带宽、一次线性多项式50公里带宽、二次线性多项式30公里带宽、一维线性多项式50公里带宽、三次线性多项式全样本、四次多项式全样本的估计结果。以第一列为例，从1996年到2013年，重庆城镇的光照强度相对于四川城镇每年增加6.3 %。根据Henderson et al . (2012)对灯光收入弹性的估计，相当于导致GDP增长率提高了1.8%，如下图所示，边界两侧的夜间灯光数据出现明显断点，证明之前提出的假说正确。
根据下图的结果，重庆直辖的正向效应并没有衰减，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
5、替换带宽的稳健性检验
首先，Panel A报告了基于线性方程的估计结果，对于20 - 100公里之间的不同带宽值，以10公里为增量(横轴)。由点估计产生的细线显示95 %的置信区间。第二，Panel B在经纬度上使用二次多项式。第三，Panel C检验了加入额外控制变量后的稳健性。第四，Panel D使用三角核权重对更靠近边界的观测值赋予更高的权重进行稳健性检验。下图表明，在所有情况下，系数的估计都非常稳健。
6、安慰剂检验
本文通过分别将边界向西、向东移动30公里来进行安慰剂检验。这一过程使得30公里带宽内的所有城镇到两侧的伪边界都没有得到处理，在没有其他混杂因素的情况下，不应该观察到灯光强度增长的差异。表4第1、2列都表明在虚拟的边界估计下，重庆和四川不具备显著的灯光强度的差异。
随后本文使用安慰剂边界运行RD回归。重复上述步骤1000次，并将得到的系数与真实系数进行比较。图7绘制了该安慰剂练习的系数累积分布函数。真实系数高于安慰剂效应的95 %。这确保了本文发现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重庆的推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7、排除位移效应
本文基准估计结果的准确性存在以下担忧：
第一，如果来自四川一侧的企业和工人将生产跨越边界转移到重庆一侧，可能会影响邻近的四川城镇。在发生这种位移效应时，尽管RD估计仍然保留了平均处理效应的因果解释，但包含了将活动从控制区转移到处理区的负外部性，那么将影响估计结果，产生内生性问题。因此，根据Ehrlich和Seidel ( 2018 )，采用空间排除法。由于企业和工人的转移成本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增加，因此，迁移效应会随着与重庆-四川边界距离的增加而减少。具体而言，本文将边界10公里范围内的城镇（图中蓝色和黄色部分）删除，重新估计。
估计结果如下表中所示，第2、3、5、6列结果均显示，与基准结果一致，重庆的夜间灯光强度增长率要高于四川，并且系数接近。
第二，重庆的直辖可能会对四川的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因为它可以缓解四川省政府在管理超大规模人口和面积方面的压力。因此本文检验了四川省与其邻省之间的差异。下图结果表明，四川省的增长模式在1997年前后与其合成控制组没有差异。
8、机制分析
本文检验了政策是否增强了地方官员的问责制，并提供了地方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而采取的政策杠杆的证据。重庆倾向于将更少的份额用于行政支出，而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建设和基础设施领域，较低的行政管理费占比意味着政府问责制的改善。作者还发现重庆的问责程度高于四川，随着公共品供给的增加和营商环境的改善，重庆吸引了更多的民营企业进入，实现了更高的经济增长，机制分析分别对应表8、表9和表10。
第一部分检验了重庆直辖是否影响了地方公共支出的构成。腐败的地方官员倾向于通过承担更多的行政支出来榨取收入，以扩大政府雇员数量，增加官僚消费。相比之下，如果地方官员有更多的激励来促进经济增长，将更多地用于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本文将因变量替换为t年行政管理费支出份额(或者建筑和基础设施投资)与1996年之差。样本包括重庆和四川的所有县，使用全局多项式方法和三次RD多项式来保存更多的观测值。上图Panel A显示，重庆市县级政府倾向于将更少的份额用于行政支出，Panel B显示，重庆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建设和基础设施领域，较低的行政支出份额表明政府问责制度的改善。
第二部分调查了重庆直辖对审计发现的县级滥用公共资金数额的影响。本文通过将因变量替换为误用公共资金量除以财政支出，并采用三次RD多项式的全局多项式方法进行估计。从表8可以看出，重庆地区的公用经费滥用程度低于四川地区。
第三部分使用2013年镇一级的公共品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表9报告了30公里带宽内的结果。研究发现，重庆一侧的城镇拥有更多的当地道路、学校和医院。有趣的是，国道的系数很小，统计上也不显著，因为国道的建设由中央政府而非地方政府负责。
第四部分使用2005年世界银行企业调查的重庆和四川企业样本，以企业所需的许可证数量和注册数量来衡量企业营商环境。研究发现，与四川企业相比，重庆企业遭遇的许可证限制更少。这些结果表明，重庆的营商环境在提升8年后的2005年要好于四川。
五、替代性解释
1、三峡工程的建立
1994年三峡工程开始建设；三峡工程水库于2003年开始蓄水；该方案于2009年全面实施。由于三峡水库淹没了多个地区，130万人被迫迁出库区，因此，本文结果难免会受到质疑，经济影响可能是由于三峡工程而不是重庆直辖的推动。
对于这个质疑，本文的第一个解释是，虽然三峡工程建设始于1994年，但本文发现边界效应存在于1997年之后，而不是1994年之后。第二个解释是位于30公里带宽内的只有9个城镇受三峡工程的影响。为了在计算中消除这些城镇的影响，将它们从样本中删除。表11的结果表明，估计结果与基准估计结果非常相似。第三个解释是将湖北省宜昌市作为一个证伪检验。宜昌与重庆形成了良好的对比。它被三峡工程覆盖，但没有被提升为省辖市。历来属湖北省管辖。表12报告的结果显示，系数较小且在统计上不显著，意味着宜昌的增长速度并不比湖北省其他地级市快。因此，三峡工程并不能完全解释重庆经济的快速增长。
2、从大城市的核心向外围区域溢出
中国大城市周边经常出现经济的辐射扩张。重庆是一个特大城市，其核心区的增长会对边缘区产生溢出效应。在重庆-四川交界的带宽范围内，重庆的城镇更接近重庆的核心区域。相比之下，四川一侧的城镇距离任何大城市都较远。因此，从重庆核心区向外围城镇的溢出可以解释为什么重庆侧比四川侧增长更快。
表A9的结果表明，重庆市的核心区并没有比外围区增长得更快。为了进一步检验这一替代性解释，本文进行了证伪检验。本试验以成都市与四川其他地州市的边界作为伪边界。成都市作为四川省的省会，是一个特大型城市，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发展迅速。但与重庆不同的是，成都一直是四川省下辖的地级市。如果主要是由于大城市的核心区向外围区域的溢出，而不是政治等级的提高，那么成都边界内的夜间光度增长将显著高于另一边。
3、政府间转移支付
有一种可能是在重庆直辖之后，中央政府主动给予更多的转移支付，帮助新成立的直辖市提振经济，这种可能会影响本文结论的可靠性。图11比较了四川和重庆从中央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1997 - 2003年重庆获得的转移支付高于四川，2004年后四川超过重庆。我们在图4中的动态结果显示，在1997 - 2003年期间和2004年之后，重庆的增长速度都快于四川。因此，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不太可能带动边境两侧经济增长的差异。
六、研究经验总结和思考
本文的结果提供了一个地方政府官员授权促进区域发展的新证据。研究结果表明，在单一制国家，一个良好运作的地方领导人奖惩制度可能会限制地方分权对滋生地方腐败的影响。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本文的研究只提供了一个案例，而提升地区在政府层级中的政治地位在其他情境下是否有益，还有待未来研究的探索。即便将重庆提升到省域层面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成功的，那么需要不断的扩大直辖市的数量吗？中国并没有这样做，因为将许多地级市提升到省级会增加行政成本，因为公共产品提供的规模经济减少，处理跨辖区溢出的难度增加，将使中央政府难以处理信息和协调省级政府。那么如何权衡这种行政级别的提升带来的成本和收益，是后续研究应该考虑的问题。
七、会后讨论
赵毛泽同学指出作者在检验政府间转移支付的时候只考虑到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没有考虑到地方政府间的转移支付，钟夏洋同学回应可能是因为地方政府间转移支付相对于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占比较低，因此作者忽略了这一因素的影响。
拟稿：钟夏洋
编辑：陈倩怡
审核发布：毛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