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合作研究团队第60期Seminar学习讨论会

2023年4月11日晚18:30—19:30，中山大学区域开放与合作研究院学习讨论会以线上的方式成功举行。本次学习讨论会由史红晨硕士生分享文献《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The impact of trade facilitation versus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on exports》。参加学习讨论会人员包括毛艳华教授、副研究员、博士后以及博士生和硕士生等，另有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城市大学博士生通过线上形式参与了本次学习讨论会。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The impact of trade facilitation versus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on exports

Bala Ramasamy，Matthew C. H. Yeung

一、引言

一带一路协议的目标是改善地区的基础设施，建立安全高效的陆、海、空通道网络，将其连通性提升到更高水平;进一步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建立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保持密切经济联系，深化政治互信;加强文化交流;鼓励不同文明相互学习，共同繁荣;促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平友谊（国家发改委，2015年;第1页）。首先是基础设施的可用性和质量会影响贸易流量和数量。Celbis, Nijkamp, and Poot（2013）估计出一个国家的出口基础设施弹性约为0.6，而进口基础设施弹性则约为0.3。World Bank（2001）调查发现在许多南美和非洲国家，进口商支付的运输费用相对而言高于关税。但是也有反对的声音，Kynge（2018）引用的RWR咨询小组的一项研究声称，1674个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中的234个项目因公众反对、绩效延迟、对危及国家安全的担忧或缺乏管制而陷入困境。Clover（2018）提到IMF的Christine Lagarde警告中国“在债务负担沉重的国家为不必要和不可持续的项目提供资金”。其次是改善贸易便利化可以通过缓解贸易程序中的瓶颈来促进贸易，例如建立单一窗口系统，将使各国能够实现跨境货物的无缝运输。这种在区域贸易安排中规定的条例，增加了贸易协定的效力，NDRC（2015）指出减少贸易壁垒的两种方法——改善贸易便利化和促进自由贸易区。

本文在Herrero and Xu（2016）的基础上研究了“一带一路”的两个主要目标——发展更好的有形基础设施和改善贸易便利化——以及二者相互作用对相关国家贸易的影响。尽管这两个目标预计都会对贸易产生积极影响，但基础设施的发展在财政上既昂贵又有风险（涉及到筹备大量资金，以及在具有政治风险的国家进行投资）；另一方面，改善贸易便利化主要是以政策为导向的，必须以国内为动力。通过比较这些举措的影响，能够提供“一带一路”需要关注的优先事项。此外，二者相互影响，缺一也会阻碍贸易流动。因此，了解二者如何相互调节也具有研究意义。

二、一带一路——一些事实

在2013年9月访问中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共同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想法；同年10月，在访问东南亚时，进一步引入了互补的2015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由于“一带一路”是以旧丝绸之路为蓝本，它主要计划利用欧亚大陆以及印度洋和太平洋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总共设想了五条路线，包括：路线一通过中亚和俄罗斯将中国与欧洲连接起来；路线二通过中亚、伊朗和土耳其的陆路将中国与中东连接起来；路线三通过陆路连接中国与南亚和东南亚；路线四通过中国南海、印度洋和地中海将中国与欧洲连接起来，并延伸到非洲东海岸；路线五从中国南海绕道南太平洋。由上述五条路线总共产生了六条经济走廊，包括：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NELB）。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由中国东部沿海向西延伸，经中国西北地区和中亚、俄罗斯抵达中东欧；中蒙俄经济走廊（CMR）。通过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同“欧亚经济联盟”、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对接；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CA/WA）。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由中国西北地区出境，向西经中亚至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和地中海沿岸，辐射中亚、西亚和北非有关国家；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Indochina）。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以中国西南为起点，连接中国和中南半岛各国；中巴经济走廊（CP）。中巴经济走廊连接新疆喀什和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孟加拉国-中国-印度-缅甸（BCIM）经济走廊涉及这四个共同边界国家之间的合作。虽然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贸发局）列出超过91个支持“一带一路”的国家（以下简称“一带一路”国家），严格遵守上述走廊，本文设想有21个国家直接受到影响（不包括中国和欧盟，以下简称走廊国家）。

表一显示了2017年个别走廊国家对中国、欧盟和同一走廊内其他国家的进出口情况。总的来说，中国和欧盟是走廊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但是相对而言，重要性各不相同。例如：孟加拉国2.5%的商品出口到中国，57%出口到欧盟，对走廊内其他成员的出口不到出口总额的2%；在进口方面，孟加拉国从中国进口23.6%，从欧盟进口7%，大约17%的进口来自走廊上的其他国家。由此得出，几乎所有走廊都与中国和欧盟有着重要的联系，“一带一路”可以对各走廊沿线国家的经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表二显示了各走廊沿线国家的最低和最高非关税贸易成本，以关税当量表示。例如：在白俄罗斯贸易商的最低非关税贸易成本为货物价值的48.3%（与俄罗斯的贸易），最高为145.4%（与中国的贸易），可以假设，这些非关税贸易成本来自运输、物流和其他贸易便利化壁垒，由此得出， “一带一路”各走廊沿线国家之间需要更好的运输网络和更有效的贸易便利化。

三、实证检验

1.模型设定

本文模型参照Anderson and Van Wincoop's (2003)，加入其他的贸易决定因素以及本文核心解释变量，得出基准模型：

其中，其中Xij是从i国到j国的出口量，DIST是两个国家间的地理距离，comlang、comcol分别对应共同语言、共同殖民地，smctry指这两个国家以前是一个国家，γij与γt分别为国家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RTA是虚拟变量指双方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landlock为虚拟变量指只要双方中有一个是内陆国家即为1，Pop人口规模，用以代表市场规模的影响（参照Pelletiere & Reinert, 2006），BORDER和INFRA分别为边境管理和基础设施质量。

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虑到边境管理和有形基础设施也可能相辅相成相互影响，从而对两国之间的贸易产生进一步的积极影响，因此分别加入BORDER和INFRA的交乘项。由此得到：

2.数据来源

核心解释变量BORDER和INFRA：使用世界经济论坛（WEF）促进贸易指数（ETI）收集的指标。ETI由七大指标组成，用于衡量一个国家存在的各种贸易壁垒，包括政策引起的和自然壁垒，包括：国内市场准入、外国市场准入、边境管理的效率和透明度、运输基础设施的可用性和质量、运输服务的提供情况和质量、信息通信技术的可用性和使用和操作环境。其中边境管理考虑的变量包括海关服务、海关透明度、文件数量、进出口天数和费用以及所涉不正常付款，基础设施包括航空、铁路、公路和港口基础设施的质量和可用性，这也是本文使用的核心解释变量（1、2非重点关注部分，5、6、7为了避免建模中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而被排除在外）。BORDER和INFRA的数据是从ETI报告的所有可用版本（2008年，2010年，2012年，2014年和2016年）中收集的，为总共141个国家提供了贸易便利化数据。表三显示了个数据来源：

3.实证结果

从结果上来看，1-3基准模型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均为正数且显著，表明出口商边境管理和有形基础设施的改善在大多数情况下促进了贸易，此结果和Portugal-Perez and Wilson (2012), Herrero and Xu (2016) 的研究一致。4-6、7-9分别显示了出口商、进口商边境管理与基础设施之间的相互作用效应。从系数来看，在所有国家中并不显著，表明联合效应暂时无法得到证实，但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具有显著的正互动效应，且联合效应可能大于单独效应之和（相互补充），而走廊国家出口商的联合效应显著为负，表现为一个方面的改进可以减少另一个方面对贸易的积极影响。

如图为一带一路国家和走廊国家回归的可视化结果（对应5、6、8、9）的结果。从a、c、d来看，一般来说，对于基础设施较好的国家，更好的边境管理对贸易影响的虚线斜率更陡峭，但是从b来看，对于走廊国家出口商来说，基础设施好反而削弱强边境管理对贸易的影响，总体看来，无论是作为出口国还是进口国，走廊国家边境管理的改善都会增加贸易，尤其是对于弱基础设施的出口商和强基础设施的进口商而言。

如图显示了基准模型Wald卡方检验结果：H0:系数相等，一般来说，这个最小显著水平p-value小于0.01时，说明证据可以很强的拒绝原假设，当显著水平大于0.1时，不能拒绝原假设。从结果来看，走廊国家出口国和目的国的边境管理以及基础设施影响系数并不相等，两者影响存在差别，但是所有国家和一带一路国家并没有拒绝原假设。结合前文回归结果来看，对于走廊国家而言，与基础设施质量的改善相比，边境管理质量的提高对贸易的影响更大。

4.稳健性检验

首先是通过用零部件出口（PnC）替换总出口。世界银行（2017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是亚洲全球价值链的枢纽，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活动即将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走廊国家转移。本文使用的零部件出口来源于Athukorala（2005，2010）编制的零部件清单，其中包括基于525位数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系统的5个项目；其次是使用另外一种估计方式。参照Santos and Tenreyro (2006) 使用的PPML估计；最后是在基准模型中排除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比如DIST、contig、smctry、comlang、landlock。从结果来看，至少还是显著的。

对交互作用进行同样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如图所示。对比而言，进口商的结果更为显著。

四、结论

在本文中，我们分析了该项目的两个重要特征的影响 - 改善边境管理和加强连接所述走廊沿线各国的交通基础设施。此外，我们还考虑在受影响国家之间建立和加强区域贸易协定的效果。总体而言，边境管理和基础设施的改善都促进了出口，与其他类似研究一致（Francois & Manchin, 2013; Vijil & Wagner, 2012）。对于“一带一路”各走廊沿线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相比之下，提高边境管理的效率似乎更有效，从回归结果来看，边境效率的提高不仅单方面改善出口，而且也提高了基础设施的效力。类似的研究也有：Yadav（2014）在一项关于贸易便利化和零部件贸易的研究中也指出，减少边境和海关相关壁垒在促进出口方面更有效。Amin and Haidar（2014）发现，减少进出口清关文件数量以促进贸易对小型经济体尤为重要。考虑到与中国相比，参与“一带一路”的大多数其他国家规模较小，零部件贸易在其贸易关系中占有突出地位，因此，改善边境管理应被视为“一带一路”项目的优先事项。本文研究尚存不足之处：还有其他贸易便利化的重要因素影响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今后不妨考虑其他因素对于“一带一路”尤其是走廊国家的影响异质性。

五、讨论

研究院成员对文献分享展开了有关讨论。毛艳华教授对文章进行了评述，他认为做大湾区的相关课题，最难的是样本问题，数据难以获取。在设施方面，虽然大湾区海关每年会评估通关便利程度，但得出的数据不一定全面，不一定采用相同的统计程序。本文讲设施联通，有自己的数据库，相对有优势。本文还值得学习的是其数据处理方法。

文献分享结束后，毛艳华教授同相关成员进行项目进度以及工作内容沟通，对学生们提出基础性工作一定要去积累，尤其是相关文献的总结，以及启示，以提升自己学术能力。本次学习讨论会圆满结束｡

拟稿：蔡儒雅

编辑：陈多多

审核发布：毛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