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合作研究团队第99期Seminar学习讨论会
2026年5月20日晚上19:00-20:00，中山大学区域开放与合作研究院文献研读会议以线下的方式成功举行。本次学习讨论会由博士生钟宇晨同学分享文献《性别角色与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参与学习讨论会人员包括博士生和硕士生等。
性别角色与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
张川川 王靖雯
一、引言
女性的权益和性别平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虽然男女平等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但是不平等的事实仍然存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差距是其中的重要体现。传统劳动经济学在解释女性就业率和收入水平偏低时，通常关注家庭照料负担、比较优势下的家庭分工、生育惩罚以及劳动力市场歧视等因素。然而，这些解释往往没有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家庭责任和照料负担主要由女性承担？为什么“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能够长期影响女性的职业选择和收入表现？
文章从文化经济学的视角出发，使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考察地区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作者将性别角色观念理解为一种地区层面的社会规范，认为它不仅影响女性自身的就业偏好，也会影响家庭成员、雇主以及当地社会对女性参与市场劳动的评价。文章进一步利用计划经济时代“三八红旗手”比率作为妇女解放运动强度的代理变量，并将其作为地区性别角色观念的工具变量，以识别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就业和收入的因果影响。
文章主要得出以下发现：
（1）性别角色观念越传统的地区，女性从事非农工作和受雇工作的概率越低，个人总收入和劳动挣得收入也越低。
（2）计划经济时代妇女解放运动越深入的地区，当代性别角色观念越趋于现代化，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越弱。
（3）使用“三八红旗手”比率作为工具变量后，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就业和收入的负向影响依然显著，说明传统性别角色观念不仅与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相关，也可能具有因果影响。
（4）在控制女性是否拥有非农工作后，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收入仍然显著为负，表明传统观念不仅通过降低女性就业参与影响收入，也可能直接压低已就业女性的收入水平。
二、文献综述和理论框架
1．文献综述
作者主要对三支文献进行了梳理：
（1）女性劳动力市场差距的传统解释。相关研究通常从家庭照料负担、家庭分工、生育惩罚、职业隔离和雇主歧视等角度解释女性就业和收入劣势。这类文献能够解释女性为什么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相对弱势，但对“为什么家庭责任主要由女性承担”这一更深层问题讨论不足。
（2）文化经济学与经济行为。文化经济学强调，群体共享的信念、习俗和价值观会影响个体经济决策。国际文献中，Fernandez、Fortin、Alesina等研究将文化观念与女性劳动参与、生育行为和性别分工联系起来，说明文化并不是单纯的背景变量，而是可以影响经济结果的重要因素。
（3）文化起源与文化演化。文化观念具有代际传递和历史持续性，但并非完全不变。社会经济经历、制度安排、历史生产方式以及社会运动都可能塑造文化。本文正是在这一脉络下，考察计划经济时代妇女解放运动如何影响当代地区性别角色观念。
2．理论框架
文章的理论逻辑可以概括为“历史社会运动—地区性别观念—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链条。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强调女性对家庭的责任，不鼓励女性参与社会就业。当一个地区普遍认同“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时，女性从事有酬工作的心理收益和家庭支持可能下降，雇主也可能对女性的工作稳定性、晋升能力和职业投入形成负面预期，从而降低女性就业概率和收入水平。
另一方面，计划经济时代的妇女解放运动通过政治动员、劳动模范表彰和社会宣传，鼓励女性参与社会生产，提升女性社会地位。三八红旗手表彰活动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不同地区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强度。妇女解放运动越深入的地区，当代性别角色观念越可能平等，女性劳动参与和收入表现也越可能更好。
由此，文章提出的核心假说是：地区性别角色观念越传统，女性劳动参与和收入水平越低；计划经济时代妇女解放运动越深入，当代地区性别观念越现代，并通过观念渠道影响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
三、数据说明与关键变量构建
1．数据说明
文章使用的核心数据来自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CGSS 2010覆盖31个省、90个地级市和11785个个体受访者。由于文章关注的是地区文化观念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作者剔除了户口与居住地不在同一地级市的迁移人口，以减少原籍地文化和现居地文化混杂的问题。同时，文章只保留法定退休年龄前的女性样本，即55岁以下女性，最终得到3871个个体样本。
历史数据主要来自《全国三八红旗手名录（1960—2006）》和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作者选取计划经济时代两个关键批次，即1960年和1979年的“三八红旗手”数据，根据获奖者工作单位整理到地级市层面，并使用1953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标准化，计算每个地级市每百万人口中获得“三八红旗手”称号的女性人数。
2．变量构建
（1）性别角色观念变量。文章构造了两个核心解释变量。第一个是“性别角色—事业”，来自CGSS中“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这一题项，按1—5分衡量认同程度，并取地级市平均值。分值越高，代表当地越认同传统性别分工。第二个是“性别角色—综合”，即将五个性别角色题项加总后取地级市平均值，分值越高代表性别角色观念越传统、越不平等。
（2）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变量。文章使用四类被解释变量：是否从事非农工作、是否受他人雇佣、个人总收入和个人职业收入。其中，前两个变量为0/1变量，反映就业参与和就业类型；后两个变量反映女性收入水平。
（3）工具变量。文章使用“三八红旗手”比率作为性别角色观念的工具变量，其计算方式为：某地级市1960年和1979年三八红旗手总人数除以该地级市1953年总人口，再乘以1000000。该变量表示计划经济时代某地级市每百万人口中有多少名三八红旗手，用以代理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强度。
四、实证分析：性别角色观念与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
1．基准回归模型
文章首先使用OLS模型估计地区性别角色观念与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之间的关系。基准模型为：。其中，表示地级市c中个体i的就业或收入指标，表示地级市层面的性别角色观念，为年龄、年龄平方、民族、学历等控制变量，为区域固定效应。
表1的OLS结果显示，传统性别角色观念显著降低女性就业和收入。以“性别角色—事业”为例，该变量对非农工作和受雇的系数分别为-0.138和-0.118，说明当地对“男人事业、女人家庭”的认同程度越高，女性从事非农工作和受雇工作的概率越低。由于就业变量是0/1变量，若性别观念分数增加0.1个单位，女性非农就业概率约下降1.38个百分点，受雇概率约下降1.18个百分点。
收入变量方面，“性别角色—事业”对总收入和职业收入的系数分别为-1.059和-0.742。由于收入变量通常用对数解释，性别观念分数增加0.1个单位，女性总收入约下降10.59%，职业收入约下降7.42%。这表明传统性别观念不仅影响女性是否进入市场劳动，也会影响女性进入市场后的收入水平。
2．城乡异质性分析
文章进一步区分城镇女性和农村女性样本。表2结果显示，对城镇女性而言，传统性别观念主要影响收入，对非农工作和受雇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城镇女性本来较多进入劳动力市场，传统观念更多通过岗位分配、工资水平和晋升机会影响其收入。
对农村女性而言，传统性别观念主要影响是否进入非农工作和受雇就业。也就是说，在农村地区，传统观念更可能首先限制女性是否走出家庭或农业劳动，进入市场化、受雇佣的工作岗位。因此，性别观念的影响机制存在明显城乡差异。
五、实证分析：妇女解放运动、工具变量与因果识别
1．妇女解放运动与当代性别角色观念
文章首先检验“三八红旗手”比率是否能够解释当代性别角色观念。表3结果显示，计划经济时代各地级市“三八红旗手”比率越高，当代地区性别角色观念越现代。具体而言，“三八红旗手”比率对“性别角色—事业”和“性别角色—综合”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妇女解放运动越深入的地区，当代人越不认同传统性别分工。
工具变量的关键要求包括相关性和外生性。相关性方面，表3提供了支持。外生性方面，作者进一步使用201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的城市经济变量进行检验，考察“三八红旗手”比率是否只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投资规模、商业活跃度或财政能力的替代变量。附录表A2显示，这些城市经济变量与红旗手比率没有显著相关关系，从而为工具变量外生性提供了补充支持。不过，这一检验只能排除部分可观测经济因素的影响，不能完全证明工具变量不存在历史遗漏变量问题。
3．收入直接效应与男性样本稳健性检验
表5在收入回归中进一步控制“是否拥有非农工作”，目的是区分性别观念对收入的总效应和直接效应。性别观念影响收入可能有两条路径：一是传统观念降低女性非农就业概率，而非农就业减少导致收入降低；二是即使女性已经进入非农就业，传统观念仍可能通过工资歧视、岗位分配、晋升限制等方式压低其收入。控制“是否拥有非农工作”后，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收入仍然显著为负，说明传统观念不仅影响就业参与，也会直接影响已就业女性的收入水平。
表6使用男性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理论上，如果传统性别角色观念主要约束女性，那么它对男性就业和职业收入的影响应当较弱。结果显示，性别角色观念对男性非农工作、受雇和职业收入基本不显著，只对男性总收入存在边际显著影响。这表明文章主结果并不是因为传统地区整体经济环境较差，而更可能是性别角色观念主要对女性产生约束。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1．研究结论
文章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别角色观念，例如“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是影响中国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重要因素。性别角色观念越传统的地区，女性从事受雇工作的概率越低，个人总收入和劳动挣得收入也越低。
文章还表明，文化观念虽然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和代际传递性，但并非不可改变。计划经济时代妇女解放运动对当代地区性别角色观念具有显著影响，妇女解放运动越深入的地区，传统性别角色观念越淡化，越强调性别平等。
2．政策建议
（1）改善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不能只依赖劳动市场政策，还需要重视文化观念和社会规范的改变。应通过教育、宣传和制度建设，逐步淡化“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性别规范。
（2）推动就业领域的性别平等，减少雇主对女性稳定性、家庭责任和职业投入的刻板预期，改善女性在岗位分配、工资水平和晋升机会方面的不平等。
（3）完善公共托育、养老服务和家庭友好型劳动制度，降低女性承担家庭照料责任的机会成本，使女性能够更平等地参与市场劳动。
（4）未来研究可以使用多期数据、更多机制变量和替代性历史工具变量，进一步识别文化观念、家庭分工和劳动力市场表现之间的动态关系。
七、会后讨论
在讨论环节，与会人员围绕文章的数据选择、工具变量有效性和研究设计展开了讨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问题：
（1）关于CGSS 2010年数据和样本量的问题。与会人员讨论认为，文章只使用2010年数据，主要是因为该年问卷包含较完整的性别角色观念题项，并且可以同时匹配女性就业、收入和地区观念变量。剔除迁移人口和退休年龄以上女性后，样本量虽然只有三千多个，但样本处理是为了保证研究对象与地区文化环境的一致性。不过，单年横截面仍然限制了文章对动态变化的分析。
（2）关于“三八红旗手”比率作为工具变量的问题。与会人员认为，该变量具有鲜明的中国历史制度特色，能够较好反映计划经济时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地区差异，并在时间上早于2010年的女性就业和收入，因此能够缓解反向因果问题。但其外生性仍有讨论空间，因为红旗手比率可能还与历史工业基础、地方政府动员能力、国有部门规模等因素相关。文章通过附录表A2检验其与当代城市经济变量的关系，为外生性提供了补充支持，但不能完全排除所有历史遗漏变量。
（3）在讨论环节，有同学指出，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机制本身较为复杂，单一因素对女性就业和收入的作用往往难以被清晰识别。女性是否参与劳动市场、是否从事非农工作以及收入水平高低，可能同时受到个人教育、婚育状况、家庭照料责任、地区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需求、社会文化观念等多重因素影响。因此，在实证研究中，若仅考察某一解释变量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可能难以完全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识别难度较高。针对这一问题，与会同学认为，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丰富异质性分析，以增强实证结果的解释力和稳健性。例如，可以按照女性年龄阶段进行分组，区分青年女性、中年女性以及接近退休年龄女性，考察性别角色观念对不同年龄段女性劳动参与和收入水平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由于不同年龄段女性所面临的婚育压力、家庭责任和职业发展阶段不同，性别观念对其劳动力市场表现的作用机制也可能不同。此外，研究还可以从婚姻状况、是否育有子女、城乡差异、受教育水平、行业类型等维度展开更多异质性检验，以进一步识别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究竟通过哪些群体、哪些情境发挥更强影响。总体来看，增加多维度异质性分析不仅有助于缓解“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难以识别”的问题，也能够更细致地揭示性别角色观念影响女性就业和收入的具体作用机制。
拟稿：钟宇晨
编辑：陈倩怡
审核发布：毛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