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合作研究团队第79期Seminar学习讨论会

Yi Han ,  Mingqin Wu

一、引言

随着过去两个世纪运输成本的降低，地方政策引发的摩擦却逐渐成为生产率进一步增长的主要障碍。关税和配额等贸易限制，出入限制等工业设施管制，以及基于非经济因素获得低利率的不平等机会等金融摩擦，都可能导致资源错配，阻碍经济增长。撤县设区改革是中国政府的一项集权化的努力措施。基于此，本文作者通过分析中国“撤县设区”政策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探讨了消除政策引发的摩擦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往文献主要依靠定量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来量化减少市场摩擦的效果，缺乏明确的实证研究。这篇论文很好地填补了这一空白。同时文章的发现也有助于研究权利集中和打破区域间壁垒实现统一大市场以达到宏观经济增长的传递关系。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首先，中国的区域分权是造成地区间产生壁垒的原因。地方官员的晋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GDP的增长，因此，地方政府有强大的激励来保护对当地GDP有贡献的企业。在商品和服务市场上，地方政府会采用各种策略，如当地市场进入壁垒、歧视性法规、歧视性补贴、资源分配等以限制来自其区域外的竞争。中央政府1982年下发通知禁止这些做法。随后，地方保护主义活动变得更隐蔽，一种策略是政府向地方国有企业提供补贴。

在劳动力市场方面，中国于1958年建立了户口制度，以规范国内移民。尽管人们可以更改户口，但地方政府严格控制着这一过程，尤其是在全国的大城市。这些农村-城市移民壁垒导致了中国劳动力的错配。在金融领域，地方政府通过将资本保留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来操纵地区之间的资本流动。低息贷款通常只分配给对各自地区GDP做出重大贡献的地方国有企业。

其次，撤县设区的改革旨在解决地区行政障碍，促进同一城市内的统一市场。在县一级内，县和区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市辖区是地级行政区或直辖市的派出机构，相比之下，县比区享有更大的自主权。与区政府相比，县政府不仅拥有更大的土地出让审批权，而且与市政府分享的财政收入更少，撤县设区本质上导致了权力重新集中到市一级。

最后，撤县设区（市）的两个特点使我们能够客观地估计其影响。第一是并非所有的撤县设区都会得到批准，这使得我们可以使用提交的但未被批准的县作为对照组。第二是改革时间在不同城市和同一城市内部有很大差异。

三、数据和实证方法

（1）数据来源

作者首先创建了数据集，由经过改革的县和截至2013年申请合并但未获得批准的县组成。处理组的信息来源于民政部网站，控制县的名单是从每个城市的《城市总体规划》中获得。尽管这是一项全国性的改革，但仍存在地域差异，大多数改革的县位于东部和中部省份，而一些申请但失败的县则分散在西部省份。

夜间光强数据来自DMSPOLS夜间卫星数据，作者计算了一个县/区边界内每平方公里的平均光照，作为衡量当地经济发展的指标。从省市统计年鉴中收集1995-2013年的县级GDP（包括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的份额）、人口、政府支出和收入。并利用1998-2007年的中国年度工业调查企业层面的数据估算了企业的生产力，确定了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并计算了地市级产业的地理集中度。

表1展示了基准年中被并入县和申请但未成功县（列1和2）的县级特征。共有74个县经历了改革，而185个县申请并入但未成功。列3和4报告了在省固定效应条件下的差异和p值。

（2）模型构建

使用双重差分法估计了改革对县级经济发展的影响，模型如下：

其中 y_cpt是p省c县在t年的结果变量，主要是人均GDP对数和每平方公里灯光+1的对数，解释变量是Reform_ct，在合并后的年份中，改革的县等于1，在所有其他情况下等于0。θc是县级固定效应，δpt是省与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标准误在县一级进行聚类。

平行趋势检验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出，在改革前的任何一年，处理县和对照县的人均GDP和夜间照明都没有显著差异。

四、进一步实证结果与分析分析

（1）双重差分比较并入县与申请未成功县

在并入后的10年中，处理县的人均GDP相对于申请未成功县平均增加了11.7%（表2）。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数字，Tombe和Zhu（2019）估计内部贸易成本和迁移成本的降低带来的收益约为22%。我们对县和区之间内部障碍缓解带来的收益的估计大约是Tombe和Zhu（2019）识别出的省际和行业间收益的一半。

作者研究了改革对城市或农村并入县的不同影响。在研究期间，259个县中有53个是县级市，而206个是县级县。值得注意的是，县级市的城市化率显著更高。表3展示了这项改革对县级市和县的估计影响。我们发现，改革在两类县中均成功促进了增长，且它们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2）使用并入时间变化的双重差分

表4与五年后进行改革的县相比，接受改革的县的人均GDP增长了10%，每平方公里夜间灯光强度增长了4%。

（3）稳健性检验

检验控制组：改革县本身可能就会被中央政府选择，因为中央政府可能倾向于选择较富裕的县进行改革，因此排除直辖市后重新运行，如图Fig. A2所示，与基准回归有着一致的结果，而且幅度更大，说明改革的积极影响并不是由正向选择所驱动的。第二个控制组，选择间隔五年后改革县进行估计，为了结果的稳健性，作者将时间间隔改为三年、四年或者六年重新回归，结果如Fig. A1所示，使用替代年份间隔，处理组和对照组在事件前的人均GDP和夜间灯光均满足平行趋势，并且改革对人均GDP和夜间灯光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除此之外，作者还将标准误在县级和年度两个层面进行聚类，以及伪治疗安慰剂检验，均得到了一致的结论。

替代性解释：这种积极影响可能是改革导致经济活动从地级市非自愿迁移至成功合并的县，从而导致该县经济增长，但所在地级市的经济总量却保持不变。为了排除这种假设，作者将经历改革的地级市与申请但失败的地级市在改革前后进行比较。Table 5表示，改革后处理组的县和地级市人均GDP增加了6.6%，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但从表中可发现，夜间灯光的结果虽然与GDP结果在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夜间灯光的强度被限制在63度，而已经照明的县域几乎不存在亮度潜力。除此之外，文章识别出的结果，还可能混杂了其它的政策效应，如省直管县改革。为了排除这一影响，作者剔除省直管县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如Table 6所示，移除省直管县的样本导致总样本量减少24%，但回归结果与基准结果一致。

五、机制分析

（1）减少政策引起的摩擦

作者首先证明了在县级层面上，国有经济占比与其地理集中度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仍然成立。其次，证明了与控制县相比，改革显著降低了改革县的这种负相关关系。参考Ellison和Glaeser（1997）的方法，作者计算了一个地级市内一个行业的地理集中度：

为了检验上述假设，作者构建了三重差分模型（6），结果如Table 7所示，第1列证明了Bai等（2004）的负相关关系结论，即国有企业占比高的行业在地理上更不集中，并且作者进一步证明区域壁垒也存在于县级层面。第2列进一步表明，与对照县相比，改革显著降低了改革后处理县国企份额与集中度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而这种负相关关系在改革后的区县中不存在。

紧接着，作者检验了改革对被改革县部门间资源再配置的影响。Table 8的结果表明，与申请但失败的县相比，改革导致了改革县的三个最高生产率部门的生产份额分别增加了1个百分点，而最具生产率的部门的生产份额增加了2个百分点。

（2）企业的进入与退出

随着改革将县纳入地级市，预计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壁垒将减少。作者使用年度工业调查的数据，重点考察处理县中企业的进入情况。在分析期间，观察到纳入地级市的县每年平均有82.6家公司进入，而对照县每年平均只有18家公司进入。这一差异在1%的水平上显著。作者使用产值和员工人数来衡量新进入公司的规模，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果。

作者利用三重差分法并构建如下模型，检验成功并入的县区内利润率较低的企业是否更有可能退出：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0-1变量，表示p省c县的企业i在t年是否会退出市场。核心解释变量为边际利润，被定义为企业i在t-1年的利润占营业收入的百分比。

Table 10展示了模型（8）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与对照县的同类企业相比，改革县利润率较低的企业在改革后倒闭的概率更高。第1列显示，利润较低的企业比利润较高的企业更有可能退出；第2列显示，改革县低利润率企业退出的概率是对照组企业退出概率的3倍，作者认为这可能是壁垒降低的结果。

（3）劳动力市场

表11显示，与申请但未成功的县相比，改革并没有显著改变处理县的人口。然而，我们需要谨慎解读这一结果。在此，我们只能观察到拥有本地户口（居住证）的人口变化，而不是在处理县工作的人的人口变化。有可能拥有本地户口的人口变化不大，但吸引了更多的人来处理县工作。

（4）政府行为的改变

改革后，可能有一个潜在的变化，即更多的国有企业由地级政府下属到被并县。这可能会导致这些县的经济增长。最终结果排除了这一解释。

改革如何刺激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潜在解释是，成功并入的县可能会获得额外的优惠政策，例如来自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这将使他们有更多的支出。因此考察改革对人均一般转移支付和人均专项转移支付影响的估计结果，Table12显示，与控制县相比，改革没有显著增加成功并入县的两类转移支付。

由于政策环境的改善，被处理的县更有可能成为其他增长导向改革的目标，而我们在被处理的县观察到的增长是由随后的改革驱动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者考察改革是否激励了地方政府设立经济区或增加辖区内的经济区数量。Table13所示，与控制县相比，合并县建立经济区的可能性并不大，系数均为正但统计上不显著，表明改革并没有通过建立经济区来促进经济增长。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分析中国的撤县设区改革，考察了消除区域间壁垒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与那些试图合并但没有成功的县和后来合并的县相比，实施撤县设区的县经历了更高的经济增长。机制表明，改革有效地减少了政策引发的产品市场摩擦，以及降低企业进入和退出的障碍。

本文强调了在政策和制度设计中确定权力下放程度的重要性。权力下放已被证明可以通过提高地方公共服务的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它也可能导致政策摩擦，阻碍要素在不同行政区之间的流动。中国正在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个有效的方法是减少行政等级制度，使权力下放达到均衡程度。

七、会后讨论

分享结束各位老师和同学针对论文内容展开了热情的讨论。本次分享会为我院同学提供了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我院将继续举办此类活动，以促进学术交流，推动学科发展。本次文献分享会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受益匪浅，期待未来能有更多此类学术交流的机会。

拟稿：聂静琳

编辑：陈倩怡

审核发布：毛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