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合作研究团队第1期Seminar学习讨论会

2021年5月12日晚18：30-20：30，研究院第1期Seminar在中山大学南校区文科楼612成功举行。本次与会人员有毛艳华教授、副院长李兵副教授、研究人员以及研究院博士生、硕士生等，另有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城市大学博士生等通过线上形式参与了本次会议，参会人数33人。此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由信超辉博士展示一篇论文：《Migrants, ancestors, and foreign investments》，其余成员全程参与讨论。

一、 问题提出

本文研究问题提出的现实背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移民数量多，对经济社会影响广泛深远；二是FDI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重要渠道，也是美国企业的收入来源。二者存在何种关系值得探讨。从理论背景来看，区域之间的亲和力度量，如共同祖先、社会关系、信任和电话量，都与总体经济结果密切相关；移民对FDI和国际贸易的影响也是重要方面。

因此，本文试图构建一个具有一般性或普适性的IV，以识别移民对美国公司对外进行FDI和接受FDI模式的长期影响，并阐明这种影响背后的机制。本文研究难点主要是内生性问题，包括双向因果、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问题。从方法上来看，本文基于动态移民模型和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构建了移民和血统的工具变量。

二、 数据说明

本文所用移民和祖先数据是包括3141个美国县、195个外国、10次人口普查的二元数据集，主要来源为世界人口微观共享数据库（IPUMS）、美国人口普查文件、2006-2010年美国社区调查（ACS）数据；FDI数据来自2014年BvD公司ORBIS数据集（全球企业数据库），从中获得36108家至少拥有一家外国母公司或子公司的美国公司，将这些信息加总到县的水平。

三、模型设定与基础回归

1.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 为虚拟变量，表示在2014年任意一家设在d地的企业是来源国0企业的母公司或者子公司时，该变量为1。核心解释变量为，β 衡量是祖先后代数量对在O来源国与O地区的企业存在FDI关系概率的影响。

该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逆向因果：过去的从o来源国到d目的地的特定方向的移民可能是FDI的结果而非原因;

（2）存在遗漏变量：在中遗漏变量中存在移民方向与FDI的共同原因;

（3）数据存疑：可能会因为过去或现在的经济活动选择性地召回居民，导致数据存疑。

因此，本文用工具变量回归方法去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构建移民的动态模型，对进行因素分解从而逐步削减内生性，旨在找到外生工具变量Z。

2.动态移民模型构建

等于过去d县O来源国祖先后代的存量+从来源国O迁移到d县的新移民数量，其中新迁移的居民数量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1）推力因素：推动移民者来到美国；2）拉力因素：拉动进入美国的移民者在d县定居；3）递归因素：已有的相同来源国的迁移者从美国其他地区迁往d县。根据上述三个因素，则t时期d县的有o来源国祖先或血统的居民存量为：

然而，该动态方程仍含有内生性问题，不合适作为工具变量回归第一阶段，仍然存在一个遗漏变量同时影响移民和FDI，导致第二阶段回归存在内生性。为解决内生性问题，利用递归方法计算方程（2），同时数据中1800年恰好为大量存活到2010年的居民的第一代祖先或第二代，可以得到方程（3）。

3.移民的递归模型

方程（3）显示现在。来源国定居d的居民的存量是一连串移民潮及其累积效应导致的。

4.工具变量回归

（1）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如下：

其中， 系数可以解释为该时间阶段相对于前一时间阶段移民模式中额外的边际效应。第1-8列中，因变量是2010年报告祖先是来源国o的居民人数对数值，第9列的因变量是2010年报告祖先是来源国o的居民人数水平值。从第1-8列中逐步加入固定效应，过去的移民确实对现在的移民存量有影响，都是相关的，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假设。以表2第1列为例解释，七个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三星显著，发现即使是1880年的移民也对现在的移民存在着影响。1930年的系数较小，可能的原因是大萧条导致的大量近期到达美国的移民者离开美国，说明本文的模型不太适用于负净移民时期。

（2）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如下：

表中第3列回归中增加控制目的地与来源国所在大陆交互作用的固定效应与来源国和目的地人口普查区交互作用的固定效应。β=0.187，进行计算发现当2010年目的地d来自特定来源国o的祖先数量样本均值翻一倍（从316人翻一倍到632人）时，会使得当地至少一家企业与来源国进行FDI的可能性增加4%。将第1~3列的IV回归系数与OLS回归系数相比，可以发现IV系数比OLS系数大大约25%，因为内生性导致OLS出现向下偏移的误差。第4~6列是稳健性检验，发现解释变量系数皆为1%的水平下显著。

四、稳健性检验

1.共产主义国家的自然实验可能存在遗漏变量使给定的目的地对特定的来源国的移民和FDI都同时存在吸引力与拉动力，导致实证回归内生性。为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利用共产主义国家的准自然实验剔除遗漏变量对FDI的影响，减少内生性。

回归结果如下：

所有的回归都用了表3的第3列的回归方法，控制了地理因素的对数、纬度差、来源地固定效应，控制来源国为苏联、中国、越南和东欧四个在经济封锁时期共产主义国家。苏联、中国、东欧的系数都是三星显著，只有越南系数不显著，可能是因为越南经济封锁时期相对较短导致越南大多数移民发生在封锁时期前后。汇集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进行回归发现系数与表3基准回归系数相似（0.231和0.234）。

2.换工具变量

（1）

修改工具的构造去排除那些倾向于同时推动移民者来到美国的国家的移民，排除从推动因素的影响同时性衍生出来的变化。因变量为2014年o与d是否存在FDI关系的dummy变量，回归系数为0.197与表3回归系数基本一致。

（2）

移除与目的地d所有相邻洲的移民而不仅仅是所在的人口普查区，系数为0.200，三星显著，与表3基准回归结果类似。本文发现大陆和人口普查区未观察到的因素的虚假相关性没有影响本文的结果。

对数据的子集回归，发现三个子集回归后的结果仍然与表3基准回归结果类似。说明本文结果不是由特定的移民年份引起的，同时无论是在二战前后进行的移民，其对FDI的影响都是相似的，具有稳健性。

3.重新构建解释变量

模型如下：

回归结果如下：

结果显示上述变化均不影响与基准回归结果的一致性，说明结果是稳健的。

4.安慰剂检验安慰剂检验包括两种方法：

（1）一个特定来源国的拉动因素与推动因素的交互项IV随机分配给一个按字母顺序排列最近的邻国进行回归；

（2）为进一步检查同样的推动因素是否会影响不同大陆的两个国家，将一个特定来源国拉动因素与推动因素的交互项IV分配给一个不同大陆的按字母顺序排列最近的邻国进行回归。

所有回归中，安慰剂检验系数一直不显著，同时近似于0，说明可以排除推动因素的安慰剂效应，结果更加稳健。

5.分国家进行回归

通过扩大回归范围检验祖先数量对FDI的异质性影响；A中是112个来源国的回归，B是100个最大的美国县的回归。

图形说明：特定祖先系数的漏斗图，y轴为1/标准误，x轴为系数；其中圆圈大小分别反映了特定来源国后代居民数量的相对份额，美国县人口规模；x大于0时曲线的方程为y=1.96/x在曲线上方的圆圈即为统计性显著，在下方即为不显著，因此A中112个来源国中有84个国家系数5%的水平上统计性显著，B的100个县中有99个系数统计性显著。

上图进一步证明了我们的结果不受任何特定子集或异常值的驱动。

6.分最大移民最大来源国和目的地检验

利用工具变量对五个最大的移民来源国（根据后代居民数量排名）和五个最大的移民目的地县（根据外国祖先总数量）进行工具变量回归，发现10个回归的回归系数都非常相似且三星显著，可以认为没有极端值在影响本文的基准回归的系数。

7.变换被解释变量前面研究的是血统对FDI的广延边际效应，即至少一家企业与o国进行FDI的可能性，接下来进行分析血统对FDI的集约边际效应：在已知o国祖先后代数量对d与o之间进行FDI有积极影响下，分析有特定来源国血统的当地居民人口规模对FDI规模大小的影响。模型如下：

回归结果如下：

8.祖先和移民

为了证明到给定目的地定居的移民者数量是目的地的经济吸引力（拉动因素和推动因素的交互项）和来自同一来源地移民者后代的数量（递归因素）决定的，且二者同时起作用，本文对以下实证模型进行回归。其中利用（4）作为第一阶段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如下：

所有的回归系数都是正数且显著，说明拉动因素与推动因素的交互作用和递归因素是预测现在的o到d移民数量的重要因素，并且确实同时起作用。

五、量化祖先后代数量对FDI的影响

本文想通过两个思想实验说明研究结果的定量含义：

（1）估计如果中国移民者在1882年到1965年间没有被有效地禁止进入美国，美国和中国之间的FDI关系会如何发展；

（2）估计如果洛杉矶19世纪存在类似于旧金山淘金热造成的移民者大量涌入，洛杉矶和世界各国之间的FDI关系会如何发展。

1.排华政策

1882~1965年被认为“排华时期”。如果没有排华政策，那么美国和中国的FDI关系和美国的祖构成会发生什么变化。为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得出排华政策对中国移民者数量的影响。模型如下：

计算结果如下：

结果表明，中国移民的增加将是高度不均衡的，这将转化为该县与中国进行FDI的可能性的异质性变化，如图7所示。图7描述了美国各县与中国积极进行FDI的可能性的广延边际效应预期变化值，颜色越深说明预期变化值越大，因此可以发现，如果不排华，美国的东北部、中西部和西南部都会与中国有更强的FDI联系。图中只显示了预测变化最高的十个状态。例如，我们预测，在不排华的情况下，纽约与中国FDI联系的比例就会翻倍（+112%）。

2.洛杉矶淘金热移民潮

假设1880年以前的移民人数是洛杉矶移民实际人数的五倍，即由于洛杉矶淘金热，假设洛杉矶的拉力因素是原来的5倍。这样本文就可以预测洛杉矶经历了类似旧金山一样的淘金热移民潮下，洛杉矶与世界的FDI规模的增量大小。

表8包括了这个假设条件下，2010年洛杉矶祖先群体数量预测变化最大的十个国家。第1列显示了2010年在洛杉矶居住的该国后代实际数量，第2列显示了2010年该国与洛杉矶的FDI联系的实际数量，第3列显示了在反事实情境下2010年在洛杉矶居住的该国后代数量预测变化量，第4列显示了在反事实情境下2010年该国与洛杉矶FDI联系的预测变化量。

结论：若洛杉矶确实存在淘金热的移民潮的话，2010年洛杉矶和德国的FDI联系会增加62.7%，2010年在洛杉矶居住的德国后代居民人数增加约60000人。

六、影响机制

1.理论认为共同祖先对FDI产生积极影响，主要通过：引起消费品味的相似性；导致要素禀赋趋同，即来源国与目的地的部门相似性增加；产生社会资本为公司在来源国和目的地的运营创造绝对优势；减少信息摩擦共四种途径来实现。

2.不能联系祖先与FDI的机制

（1）引起消费品味的相似性：

若是由于消费品味的相似导致祖先对FDI的积极影响，则对与消费者品味直接相关的最终产品的影响应该更大，而这与回归的结果相悖，共同祖先对生产最终产品样本的FDI的影响没有生产中间产品的样本大。因此没有证据证明是由于共同祖先引起消费品味的相似从而影响FDI。

（2）引起部门的相似性

第一列和第二列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即加入共同祖先没有提高代表部门相关性的秩相关和余弦相关性。共同祖先不会导致就业部门构成的趋同。

（3）有助于在薄弱制度的地方执行合同

若是执行合同的原因，由于种族关系会取代弱势制度，因此在司法质量较弱的国家影响应该会更大，而这与回归的结果相悖，对薄弱制度的国家的FDI影响较弱。因此共同祖先和优良制度是互补的而非是替代的。

3.信息需求——移民减少了信息摩擦

利用谷歌趋势门户提供的在210个美国大都市区不同搜索词的相对受欢迎程度，构建了一个差异化信息需求的指数——反映美国都市地区的人民搜索其他国家的政治家、演员、音乐家和音乐家的相对频数区别：

移民减少信息摩擦主要通过两种途径：1）都市区d对来源国o的信息需求增加（短期影响）；2）在d县的来自o国的后代增加了对o国语言的了解和应用（长期影响）

对于短期影响，回归结果如下：

第1列是用在2010年声称在o来源国有祖先的d目的地居民数量的对数与IDI进行回归，结果表明两者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即有从特定移民来源国获得更多移民的地区的人民会系统地获得更多关于该来源国的政治、文化等信息；第2列是控制了在2010年美国社区调查中计算出的第一代移民的信息需求，结果此时Log Ancestry 2010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表明在美国出生的第一代移民的后代对来源国的兴趣持续存在；第3列是用在1980年声称在o来源国有祖先的d目的地居民数量的对数与IDI进行回归；第4-7列表明这种对来源国的兴趣十分广泛，可能为当地的公司获取来源国信息提供比较优势。

对于长期影响，回归结果如下：

在2010年和1980年声称在o来源国有祖先的d目的地居民数量对居住在d县的在家中使用o国语言的居民数量进行回归。所有系数都是显著为正的，表明共同祖先的确会增加后代对来源国o语言的使用。

4.信息需求的增加影响FDI

加入对信息需求指数的控制后，祖先的系数接近于0且不显著，而此时信息需求指数的系数显著为正，由此证明祖先对FDI的影响的确是通过信息的渠道来实现的（与此同时控制部门相似性的变量后，系数不显著，证明不是通过部门相似性的渠道影响）。

5.信息需求的传导机制

本文的理论模型强调网络在促进跨国界信息渗透方面的作用：共同祖先的居民若都居住在同一片区域，则祖先数量对FDI的影响会更弱；若种族多样性更大，祖先数量对FDI影响更强。来自同一来源国的后代数量，对FDI联系的影响是凹函数，系数逐渐变小，即边际影响递减。

6.代际影响

这种机制目的在于探究祖先对FDI的影响是否需要来自同样的来源国o的持续的移民流入，还是尽管从来源国o的移民停止了，这种影响仍会持续。

研究发现，由于有移民者后代的存在，即使在从来源国o的移民停止后，其对FDI的影响仍持续存在；且第二代移民的影响比第一代的大。

七、结论

本文主要结论如下：

（1）本文找到了一种高度外生有效的识别策略，得以识别并量化祖先对FDI的因果影响。若相对于平均值而言，当美国县中祖先是来自某国的居民数量增加一倍，至少有一家当地公司与该国FDI的可能性增加4%，同时总部设在该国的当地子公司工作岗位增加7%；

（2）共同祖先对FDI的影响是持久的，且具有代际效应，而非仅仅是在几年内有影响；

（3）一系列的结果表明种族多样性对FDI有积极作用；

（4）共同祖先是通过减少信息摩擦而影响FDI，而不是因为它产生了类似的消费者品味或要素禀赋，或者在法律制度薄弱时促进了合同执行。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结果完全依赖于美国境内FDI构成的变化，而非国家间的变化。虽然鉴于结果，在美国的种族多样性会提高整个国家的FDI，但本文不能排除一个州的FDI增长会被其他州的下降部分或全部抵消。

拟稿：黎航、马帅兵

审核：李兵
审核发布：毛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