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合作研究团队第68期Seminar学习讨论会
2023年10月18日15：00-16：30，中山大学区域开放与合作研究院学习讨论会以线下的方式成功举行。本次学习讨论会由李世龙硕士生分享文献《The costs of “blue sk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echnology upgrading, and labor demand in China》。团队全体博士生和硕士生参加了此次学习讨论会。
The costs of “blue sk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echnology upgrading, and labor demand in China
Mengdi Li, Ruipeng Tan and Bing Zhang
一、引言
1.研究背景和目的
为应对日渐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中国政府于1998年针对47个关键城市提出了控制空气污染的政策（Key Cities for Air Pollution Control, KCAPC)，并在2001年将KCAPC的范围扩展至额外的66个城市。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权衡，严格的空气质量控制手段将导致生产性企业环境保护成本（Abatement cost）增加，同时企业为了降低污染可能会缩减生产规模，导致社会失业水平上升。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在评估KCAPC环境保护效果的同时，研究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对于不同种类工人失业水平的影响。
2.文献综述
（1）环境保护政策的社会影响：
环境保护提高空气质量，降低疾病和死亡率：Greenstone and Hanna(2014), Tanaka(2015)
中国环境保护政策的经济效益：Fan et al.(2019), Chen et al.(2018b), Liu et al.(2017), Cai et al.(2016)
（2）环境保护政策导致雇佣下降的文献
Greenstone(2002)：美国清洁空气法案变动后的15年（1972-82）内，受约束的州相较于未被约束的州失去了约600000个岗位
Curtis(2017)：欧美政府氮氧化物配额交易政策导致生产性部门平均就业率下降约1.3%
Liu et al.(2017)：江苏污水排放标准的提高使江苏省就业水平下降了约7%。
Henderson et al.(1996), Kahn and Mansur(2013), Walker(2011,2013)：面临严格环境保护政策的部门就业增长率相较其他部门低10%
（3）环境保护政策对雇佣无影响的文献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无影响：Berman and Bui(2001), Cole and Elliott(2007), Gray et al.(2014), Anger and Oberndorfer (2008), Abrell et al.(2011), Chan et al.(2013)
环境保护政策与雇佣关系的理论分析方向不确定，需要实证分析：Berman and Bui(2001)
二、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的理论分析参照Berman and Bui(2001)，市场均衡为偏静态均衡，偏静态均衡的特点是部分变量被视为外生给定(quasi-fixed)，研究的核心变量视为内生(variable)：
外生变量：企业对减排设备的投资、与减排相关的运营成本等
内生变量：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等
对一个完全竞争市场的企业成本最小化决策：
为获得劳动要素的条件需求，由Shephard’s Lemma，对劳动力价格求偏导：
则环保政策导致的劳动力需求变动为：
三、实证分析框架
1. PSM匹配
本文中，作者希望以第二批KCAPC的66个试点城市作为实验组，将其余城市作为对照组， 但DID实证有效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实验组和对照组的设置是随机的，但是试点城市的选择不是随机的，导致对照组和实验组的平行趋势难以保证。
为了减少DID方法的偏误，Rosenbaum and Rubin(1983) 提出了倾向评分匹配方法，Dehejia and Wahba(2002) 证明PSM-DID方法在小样本下可以成功减少组别间的差异。本文作者选择以下协变量进行PSM匹配：
人均GDP：匹配城市综合经济发展水平
二氧化硫单位净化成本：匹配城市环境表现
城市“双控区”虚拟变量：匹配城市是否属于环保双控区
2. DID估计
本文的实证分析包括两部分：判断KCAPC对污染水平的影响，以及判断KCAPC对雇佣水平的影响。因此作者设置了两个DID方程：
3. 数据来源
（1）公司层面环境数据
中国环境保护数据库（CESD）：包括企业基本信息（名称、法人代码、区域代码和行业代码等），污染排放量，生产流程和环保设备等
（2）公司层面经济数据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CIED）：使用企业名称、雇员人数、产出额、总工资、开始经营年份、所有权类型、区域代码和行业代码等字段
（3）其他数据
各城市CESD：各个城市的工业二氧化硫排量、工业废水COD排量、行业总产出、行业企业个数等
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UHS）：职务、教育水平等个人信息
四、实证结果
（1）检验政策效果
(1) – (2) 为基准回归， (3) –(4) 为替换变量为二氧化硫强度的稳健性检验。基准回归结果显示KCAPC可以显著降低试点城市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量，表明KCAPC对于降低企业污染排放水平有显著作用。
（2）检验对雇佣水平的影响
(5) – (6) 为对雇佣水平的基准回归。结果显示KCAPC显著降低试点城市企业的雇员数量，说明环保政策对于雇佣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3）削减雇佣水平的渠道
根据理论分析框架，企业选择不同的减排策略，会对劳动力需求产生不同的影响。由于CESD中包括了企业的生产流程和环保设备。因此作者将企业的污染排放量分解为生产流程产生的污染量减去环保设备减少的污染量。然后，作者以生产单位商品产生的污染量作为“Changes in production processes”的代理变量，以环保设备数量作为“End of pipe” 的代理变量。
回归结果显示，KCAPC的实施仅对“Changes in production processes”的代理变量 显著，表明企业主要通过更新生产流程的技术来减排。
五、异质性分析
（1）不同技术更新企业的异质性
进一步，作者将企业分为高技术更新型企业和低技术更新型企业，检验不同技术更新幅度企业的异质性。划分标准是计算在KCAPC前后，不同企业生产流程中产生单位产品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差异，并将差异绝对值高于平均差异的企业称为高技术更新，低于平均差异的企业称为低技术更新。
回归结果显示，高技术更新企业受KCAPC影响的雇佣水平下降更显著，表明高技术更新企业会减少雇佣量。
（2）不同类型劳动者的异质性
政策制定者不仅关注KCAPC对雇佣水平的影响，更关注哪种类型的劳动者为此付出了成本。作者通过两种数据研究承受政策成本的劳动者类型：
CESD企业数据
根据2004年普查数据中企业具有高等学历及以上雇员的比例，作者将CESD中的企业分为高技术生产企业和高技术生产企业，并对两类企业受KCAPC影响的程度进行对比分析。
UHD个人数据
使用个人层面的跨年度截面数据，作者分别以高中文凭和学士学位为划分标准，将个人分为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使用Probit模型研究这两类工人被解雇的概率。
回归结果 (6) 显示，与高技能工人相比 (-4.6%) ，低技能工人因为KCAPC而导致的雇佣下降更加明显 (-5.7%) ，表明低技能工人更容易因环保规制而失去工作。
使用UHD数据计算的处理组与对照组企业员工失业在不同年度失业的概率如右图所示：
在第二批KCAPC启动（2001年）之前，处理组与对照组企业中员工的失业概率趋势相同；而当KCAPC启动后，受规制的实验组企业的员工失业概率明显提高，表明环境规制政策对于员工的失业水平有显著的影响。该结论与使用企业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结论相互照应。
(1) – (2) 说明，在KCAPC之前，处理组和对照组中低技能和高技能工人的失业概率相似，但在KCAPC实施后，处理组的失业率出现了显著差异。
(3) – (6) 说明，不论以高中文凭或学士学位作为低技能和高技能工人的切分点，在KCAPC是时候，低技能工人的失业概率都显著上升，而高技能工人的失业概率无显著差异。该结果再次表明，低技能工人更容易因环保规制而失去工作。
（3）不同所有权企业的异质性
一般认为，外企的环保意识相对更强，不太需要为了合规而变更生产流程，因此研究不同所有权（国企、私企和外企）企业的异质性很有必要。回归结果显示，与预期相符，KCAPC只对国企和私企的污染排放的影响显著，而对外企的排放不显著。
六、稳健性检验
（1）使用城市层面环保数据
之前的检验使用的企业层面的CESD数据存在一个缺陷：只显示持续经营的企业数据。如果KCAPC的规制强度足够强，那么可能存在一种情况，即企业由于环保规制而无法持续经营，进而导致破产。如果不考虑这些企业，那么很可能会低估KCAPC对于企业减排和就业水平的影响。为了将破产企业也纳入KCAPC的影响分析，作者进一步使用城市层面的CESD数据：
空气污染指标：行业总计二硫化物排放强度
雇佣指标：行业总计就业和失业数据
产出指标：行业总计产出增加额
企业进入/退出指标：行业总计企业数目
(1) – (4) 说明，使用城市层面的CESD数据，KCAPC对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和雇佣水平仍然产生显著的影响，KCAPC使企业的污染排放水平显著下降，使企业的总雇佣人数显著下降，结论与企业层面CESD相同。(5) – (6) 说明，KCAPC对于企业进入/退出行业和行业整体产出无显著影响，表明不存在由于企业破产而导致对KCAPC影响的低估。
（2）水污染的证伪检验
KCAPC是规制空气污染的环保政策，理应对水污染无显著的影响。为了检验先前结论的稳健性，作者将空气污染指标二氧化硫排量替换为水污染指标化学需氧量排量。回归结果显示，KCAPC对生产型企业化学需氧量排量及强度都无显著影响，符合预期，证明了前文结论的稳健性。
（3）对处理组企业进一步细分
为了直接证明企业雇佣水平的下降是由于减排而非其他因素，作者以排污强度平均值为标准，将处理组企业划分为高排放强度企业和低排放强度企业，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显示，与低排放强度企业相比，高排放强度企业在污染排放量和雇佣水平两方面都更大程度受到KCAPC影响，表明前文的结论与污染排放强度直接相关。
七、结论与讨论
（1）文章结论
制造业是中国的支柱产业，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和环境监管的严格程度低于发达国家，这在全球市场上形成竞争优势。中国的KCAPC政策是一种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权衡，本文结果说明：
中国的KCAPC政策减少了3%的劳动力需求。且低技能工人和国内企业的工人受环境监管的影响更大。鉴于低技术工人很难找到其他工作，这部分人的失业可能会导致大量的社会成本。
污染排放和就业的综合结果表明，二氧化硫排放减少1%将导致劳动力需求减少0.13%。在中国的 “十三五 ”规划期间（2016-2020年），政府设定的目标是将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约15%。即十三五期间，每年可能有70万制造业员工因大气污染治理而失去工作，导致失业率比2015年的4.05%增加0.38%。
（2）文章讨论
但是，在现实中，还存在一些文中未考虑的因素会对文章结论产生影响，作者针对这些因素进行了进一步说明：
资源有可能从受管制的地区（或行业）转移到不受管制的地区（或行业）。在最极端的情况下，生产可能完全从处理组城市转移到对照组城市。作者使用其他劳动力市场作为控制组作为缓解溢出效应的有效方法，同时，由于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转移成本的存在，跨区域流动在现实中几乎不存在。
污染的减少可能会对劳动力供应产生积极的影响（Hanna and Oliva, 2015）。作者在回归中加入城市层面的特征（平均工资和工业总产值）作为控制变量，缓解了来自供应方面的影响。同时，高工资的高技能劳动力往往更有可能实现转移。然而，作者的结果显示高技术工人并没有受到环境政策的明显影响。
拟稿：李世龙
编辑：程雪琳
审核发布：毛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