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合作研究团队第98期Seminar学习讨论会
2026年5月5日晚上19:00—20:00，中山大学区域开放与合作研究院文献研读会议以线下的方式成功举行。本次学习讨论会由博士生龚泳超同学分享文献《专业分工计算，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分工：专业化还是纵向一体化》。参与学习讨论会人员包括博士生和硕士生等。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分工：专业化还是纵向一体化
袁淳 肖土盛 耿春晓 盛誉
在 “十四五” 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的背景下，由企业推动的数字化转型逐渐成为了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本文利用机器学习方法刻画微观企业数字化水平，并在构建数理模型的基础上实证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分工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中国上市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并且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基础上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降低企业面临的外部交易成本来实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在内部管控成本较低的企业、制造业以及竞争性行业中促进效果更加显著；数字化通过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研究不仅揭示了数字技术的发展对企业边界的影响机理及经济后果，也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效果提供了微观证据，研究结论对于数字化相关政策的制定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一、引言
（一）研究动机与问题提出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趋势，“十四五” 规划明确将 “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 作为重要发展方向，企业数字化转型也成为改造传统动能、培育新动能的核心抓手。与此同时，企业分工深化是提升劳动生产率、推动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也多次强调要推动分工深化，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支撑。
在此背景下，数字化转型究竟会如何影响企业分工决策？数字技术究竟会推动企业走向专业化分工，还是会助推纵向一体化？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的微观路径识别，也关系到产业链分工深化与国内大循环畅通的底层逻辑，是兼具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核心研究命题。
（二）现实背景与文献综述不足
从理论基础来看，交易成本理论指出，企业边界取决于外部交易成本与内部管控成本的权衡，纵向一体化与专业化分工是两种对立的企业边界选择。而数字技术的发展，理论上会同时对两类成本产生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可降低企业内部管控成本，推动企业纵向一体化；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也能降低市场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与协调成本，压缩外部交易成本，推动企业专业化分工。
现有文献对于数字化究竟推动企业专业化还是一体化，尚未形成一致结论，且多数研究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受限于微观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度量难题，针对数字化与企业分工关系的系统性实证研究十分匮乏，既未能厘清数字化影响企业分工的核心作用机制，也未充分识别这一影响在不同企业、行业中的异质性特征，更缺乏对其经济后果的有效验证。
（三）本文的边际贡献
1.理论层面，丰富和拓展了数字化影响机制与经济后果的研究框架，系统剖析了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边界的影响机理及后果，从企业边界视角为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释放数字红利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
2.方法层面，创新性地利用机器学习的文本分析法，基于国家政策语义体系构建数字化术语词典，形成了能全面反映中国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微观指标，完善了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度量体系，为后续相关研究奠定了方法基础。
3.实践层面，基于微观视角验证了数字化转型对实体经济的赋能效果，厘清了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生存发展的机制与经济后果，为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制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微观证据与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文献综述
本文主要对三支核心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
1.交易成本与企业边界的经典研究。以 Coase（1937）、Williamson（1985）的交易成本理论为核心，梳理了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制度环境等因素对企业纵向一体化与专业化分工选择的影响，明确了 “外部交易成本 - 内部管控成本” 的核心权衡逻辑。
2.数字化的微观经济后果研究。现有文献已验证了数字化对企业绩效、创新、组织结构的影响，但针对数字化与企业分工关系的研究仍存在分歧，且缺乏系统性的实证检验。
3.企业分工的经济效应研究。围绕专业化分工对生产率、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形成了一致结论，但鲜有研究将数字化转型、专业化分工与企业生产效率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厘清三者间的传导逻辑。
（二）总体逻辑与基本框架
本文基于交易成本理论，构建了包含数字化水平的企业分工决策数理模型，核心逻辑如下：
企业生产最终产品需要投入产业链上的 N 种中间品，可选择外购（专业化分工）或自制（纵向一体化）。外购面临外部交易成本，包括搜寻成本、契约签订成本、监督执行成本、违约引发的生产相关成本等；自制除生产成本外，还面临内部管控成本，包括多环节协调成本、分部代理问题与监督成本等。企业的最优分工决策，是通过选择自制 / 外购的中间品范围，实现总成本最小化。
数字化转型会同时对两类成本产生影响：
1.对外部交易成本的影响：数字技术通过加速信息传播、扩大交易对手匹配范围、降低信息不对称、实现交易全流程实时追踪、强化违约的声誉惩罚机制，显著降低企业的外部交易成本，且数字化水平越高，外部交易成本越低。
2.对内部管控成本的影响：数字技术通过赋能内部管理系统、实现生产与管理流程透明化、优化分部间协作联动、压缩代理问题的投机空间，显著降低企业的内部管控成本，且数字化水平越高，内部管控成本与边际内部管控成本越低。
企业边界的最终变动，取决于数字化对两类成本降低效应的相对强弱：若对外部交易成本的降低效应更强，企业将收缩自制范围，提升专业化分工程度；若对内部管控成本的降低效应更强，企业将扩大自制范围，提升纵向一体化程度。
（三）研究假说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与数理模型推导，本文提出两个核心待检验命题：
命题 1：如果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降低了外部交易成本，那么其将显著促进企业专业化程度的提升。
命题 2：如果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降低了内部管控成本，那么其将显著促进企业一体化程度的提升。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范围
本文以 2010-2018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并按照以下原则筛选样本：剔除金融行业样本；剔除 ST、PT 以及资不抵债的样本；剔除相关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包含 2359 家上市公司的 15942 个公司和年度观测值。
其中，公司财务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地区层面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为缓解极端值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在上下 1% 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并在回归分析中对标准误进行公司层面的聚类调整。
（二） 变量构造
1.被解释变量：企业专业化程度（VSI）。纵向一体化与专业化是相反的概念，本文先采用修正的价值增值法（VAS）度量企业纵向一体化程度，再以其反向指标构建专业化程度指标，公式为：
VSI 指标数值越大，表示企业专业化程度越高，同时剔除了该指标偏离 [0,1] 合理值域的观测值，保证度量有效性。
2.核心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程度（Digital）。本文借助国家数字经济相关政策语义表述，构建包含 197 个词汇的企业数字化术语词典，利用机器学习文本分析法，对上市公司年报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部分进行文本分析，以数字化相关词汇频数总和除以年报 MD&A 语段长度，衡量微观企业数字化程度，指标数值越大，企业数字化程度越高。
3.控制变量：本文同时纳入公司层面与地区层面控制变量。公司层面包括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现金持有水平、产权性质、总资产收益率、市值账面比、资本密集度、子公司数量；地区层面包括公司所在省份市场化水平、所在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互联网普及率。
（三）计量设定
本文构建基准计量模型，以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
其中，被解释变量VSI，t表示i 企业在t 年的专业化分工程度，核心解释变量Digital，t为i 企业在t 年的数字化程度。Controls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其中，公司层面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现金持有水平（Cash）、产权性质（SOE）、总资产收益率（ROA）、市值账面比（MB）、资本密集度（Capital） 以及子公司数量（Subs）； 地区层面控制变量包括公司所在省份市场化水平（Market）、公司所在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GDP）和互联网普及率（Internet）。
若α1显著为正，表明数字化主要降低了企业外部交易成本，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验证命题 1；若α1显著为负，表明数字化主要降低了内部管控成本，促进企业纵向一体化，验证命题 2。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结果：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仅控制固定效应时，Digital 的系数为 0.0327，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加入公司及地区层面控制变量后，Digital 的系数为 0.0273，仍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从经济意义来看，企业数字化程度每增加 1 个百分点，企业专业化程度将提升 0.0273，相较于样本均值提升约 5%。
这一结果表明，整体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外部交易成本的降低效果，显著强于对内部管控成本的降低效果，最终体现为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专业化分工，支持了理论模型中的命题 1。
（二） 内生性问题处理
为缓解反向因果、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对研究结论的干扰，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检验，选取了两个工具变量：
1.以 1984 年各地级市每万人固定电话数量，与滞后一期全国互联网上网人数的交乘项，作为企业数字化程度的工具变量；
2.以 2001-2009 年各省份互联网普及率，作为企业数字化程度的工具变量。
工具变量检验结果显示，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在 1% 水平上显著，拒绝识别不足的原假设；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大于 Stock-Yogo 弱工具变量识别临界值，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第二阶段回归结果中，Digital 的系数仍显著为正，表明基准回归的核心结论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
（三）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核心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开展了多维度的稳健性检验：
1.改变企业专业化程度的衡量方式。分别调整增值税税率、净资产计算口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计算周期，重新测算企业专业化指标，回归结果显示 Digital 的系数均至少在 5% 水平上显著为正。
2.改变企业数字化程度的衡量方式。分别采用经行业均值调整的数字化指标、分维度标准化加总指标、主成分分析构建的数字化指标重新回归，Digital 的系数均保持显著为正。
3.排除企业策略性信息披露的解释。分别剔除创业板上市公司、数字化程度为 0 的样本、信息披露夸大嫌疑较高的样本、受过监管处罚的公司样本，仅保留信息披露考评优秀 / 良好的公司样本，回归结果中 Digital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核心结论不受企业策略性信息披露行为的影响。
（四）影响机制分析
本文从企业、行业、地区三个层面，间接刻画企业面临的外部交易成本，通过交乘项检验验证 “降低外部交易成本” 的核心作用机制，结果如下：
1.企业层面，以无形资产占总资产比例度量资产专用性，资产专用性越高的企业，面临的外部交易成本越高。交乘项回归结果显示，Digital× 高资产专用性的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资产专用性越高，数字化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2.行业层面，以行业契约密集度衡量外部交易成本，契约密集度越高，行业交易的制式化程度越低，外部交易成本越高。交乘项回归结果显示，Digital× 高契约密集度的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行业契约密集度越高，数字化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3.地区层面，以省份市场化指数衡量外部交易成本，市场化水平越低的地区，契约环境越差，企业外部交易成本越高。交乘项回归结果显示，Digital× 低市场化水平的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地区市场化水平越低，数字化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上述结果一致验证，外部交易成本的降低，是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的核心机制渠道。
（五）异质性分析
本文进一步从企业内部管控成本、行业特征两个维度，检验数字化转型影响的异质性：
1.内部管控成本的异质性。分别以管理费用比重、在职消费水平、企业成长性衡量内部管控成本，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促进作用，在管理费用比重更低、在职消费水平更低、成长性更高（即内部管控成本更低）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这一结果也印证了数字化会同时作用于内部管控成本与外部交易成本，当内部管控成本的降低空间有限时，数字化对外部交易成本的降低效应会进一步凸显。
2.行业特征的异质性。①制造业与服务业异质性：回归结果显示，数字化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促进作用，在制造业中显著成立，在服务业中不显著，这与制造业产业链特征使其企业边界调整对内外部成本变动更敏感相关；②竞争性行业与管制性行业异质性：回归结果显示，数字化的促进作用在竞争性行业中 1% 水平显著为正，在管制性行业中不显著，且两组系数差异在 5% 水平上显著，这与竞争性行业企业面临的外部交易成本更高相关。
（六） 经济后果检验
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数字化转型—专业化分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的传导路径，结果显示：
1.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Digital 的系数在 5% 水平上显著为正；
2.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专业化分工程度，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3.将专业化程度与数字化程度同时纳入回归后，专业化程度 VSI 的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Digital 的系数数值与显著性均有所下降。Sobel 检验的 Z 统计量为 3.64，在 1% 水平上显著，中介效应占比达 21.20%。
上述结果表明，专业化分工在数字化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验证了数字化转型可通过推动企业分工深化，实现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交易成本理论，构建数理模型刻画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分工决策的影响逻辑，并利用 2010-2018 年 A 股上市公司数据开展实证检验，核心结论如下：
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中国上市企业的专业化分工水平，这一结论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开展多维度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第二，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降低企业面临的外部交易成本实现，对于原本外部交易成本更高的企业，数字化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
第三，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其对专业化分工的促进效果，在内部管控成本较低的企业、制造业企业、竞争性行业企业中更加突出。
第四，经济后果检验显示，数字化转型可通过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验证了分工深化是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的重要微观路径。
（二）政策启示
1.充分发挥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分工深化的推动作用，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政府应充分认识到 “数字化转型→分工深化→效率提升” 的发展路径，将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动国内分工深化的微观着力点，引导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深度融入产业链分工体系，充分释放数字经济红利。
2.多维度助力企业顺利推进数字化转型。一方面，优化市场监管环境，改革行政审批流程，破除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制度性障碍；另一方面，出台税收优惠、财政补贴、人才引进等针对性扶持政策，缓解企业转型阵痛期的经营压力。同时，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前瞻性布局信息基础设施，推动企业从单个转型向产业链协同转型跨越。
3.实施差异化的数字化转型扶持政策，兼顾发展效率与区域、产业均衡。针对不同地区资源禀赋、不同产业技术特征、不同企业转型基础，制定差异化的扶持政策，重点关注制造业、竞争性行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需求，缩小地区间、产业间、企业间的数字化转型差距，避免因转型进程差异加剧分工水平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4.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与契约环境，从根本上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数字化转型的分工效应依托于完善的制度环境，政府应着力提升治理水平，深化体制改革，完善产权保护与契约执行机制，化解企业缔约、履约风险，与数字化转型形成协同效应，充分发掘市场分工潜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六、会后讨论
在讨论环节，与会人员讨论了以下问题。
钟夏洋：该文章假说命题一与二并列在一起，但是实证部分的验证没有整合，而是割裂起来对待验证，这点比较非常规，在实证部分分别在机制和异质性上展现。
与会人员认为，该文中机制验证和异质性两块实际上所用的计量方法是相同的，只是分在不同部分写，可能与文章的审稿意见有关。
赵毛泽：该文章所用的数字化指标在诸如CSMAR等数据库有数字化的指标，可以直接下载使用。
与会人员认为，这些数据库对于论文写作具有很大的作用，数字化方向的文章可以更快地完成写作。
拟稿：龚泳超
编辑：陈倩怡
审核发布：毛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