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合作研究团队第3期Seminar学习讨论会
2021年6月1日晚19:00-20:30，中山大学区域开发与合作研究院文献研读会议以线上方式成功举行。本次学习讨论会由严安祺硕士生分享文献《University Innovation and Professor’s Privilege》。参加学习讨论会人员包括毛艳华教授、李兵副教授、研究员、博士后以及博士生和硕士生等，另有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城市大学博士生通过线上形式参与了本次学习讨论会。
University Innovation and Professor’s Privilege
Hans K. Hvide Benjamin F. Jones
一、研究背景
1.美国大学创新成果商业化的成功——Bayh-Dole Act
长期以来，美国以大学为单位的专利和创业活动呈现出较高的增长速度，许多学者试图探寻这一成功现象背后的原因，而拜杜法案被视为一个重要因素。1980年美国推出了Bayh-Dole Act,该法案将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大学创新项目的归属权完全赋予给大学机构，而取消了政府方面的所有权利，此后许多研究表明，拜杜法案对大学专利率、专利质量、创业者的增加具有潜在的积极影响。
2.欧洲国家的“效仿”——取消教授的优待
美国在大学创新成果商业化方面的成功，引起了欧洲国家政策制定者的关注，他们决定效仿拜杜法案，出台新的政策，来确保大学对于创新成果的权利和收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新的法律中止了教授的优待，在类似的改革实施前，大学教授拥有对其产出的创新成果的一系列权利，因此这种改革实际上是将教授的权利转让给了学校，与拜杜法案将政府的权利转让给大学有着本质的区别。
3.聚焦挪威——“改革的实施”
在挪威，前述相关法律的改革在2002年6月被国会一致通过，从2003年1月1日起对所有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生效。这项法律赋予了大学正式的研究商业化的所有权（包括初创企业和专利），挪威的每一所大学也都正式建立了技术转让办公室（TTO）。法律变更后，研究人员可以得到创新收入的三分之一，因此这项改革实际上将发明人的税前预期收益减少了三分之二，考虑到挪威的税收政策，这一变化代表有效税率将提高约33%。
4.“改革”争议
这项改革的支持者认为，大学机构将在提供应用研究的基础设施、搜索实验室可商业化想法、促进专利申请等多个方面推动创新成果的商业化，因此鼓励大学的投资可能非常重要，并且有着高尚信念的科研人员，可能不那么在意自己的收入，不会减少自己的努力和投入；反对者则认为大学的补充投资相对于研究人员的投入而言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要，同时大学机构可能无法以恰当的措施来激励研究人员，并且当研究人员和研究人员就知识资产的处置产生分歧的时候，研究人员可能感到沮丧，创新和研发的动力可能会因此受到抑制。
二、实证检验
1.关于数据
数据来源：挪威统计局、相关政府注册机构、Dun&Bradstreet(国际信息咨询公司)、挪威专利办公室等
时间跨度：2000-2007年（企业方面）、1995-2010年（专利方面）
统计变量：社会人口统计指标（教育水平、性别、工资、婚姻状况等）、与初创企业相关（所有人ID、成立日期、经营表现等）、与专利相关（数量、被引用次数、是否获得跨国专利保护等）
2.计量模型
其中，yit代表初创企业或者专利的数量，Postt表示时间是否在改革之后，是则取1，不是则取0；Treati表示样本是否代表大学或者其它受到改革影响的研究机构，是则取1，不是则取0。
三、结果分析
1.初创企业
（1）数量
1）总量与行业层面分析
表2的左边一栏进行的是总量分析，（1）（3）因变量为初创企业数量，（2）（4）因变量为人均初创企业数量，其中（1）（2）控制组为挪威普通的工作者，（3）（4）控制组为获得博士学位的工作者；中间一栏进行的检验将样本固定为2002年在大学等研究机构工作的对象，无论他们之后是否离开学校；右边一栏进行的是行业层面的分析，其中（7）（8）列采用泊松计数模型进行回归，原因在于OLS回归中部分样本可能因为取到0值被舍弃，因此采用泊松模型可以保留完整的样本；所有方程的回归结果都显示改革对于初创企业数量具有负面影响，并且估计结果都比较显著，以第二列为例，回归结果显示，改革政策使得人均创业数量下降了67%。
2）个体层面分析
表3是基于个体层面的数据，通过构建二值模型进行检验，其中（1）（2）（3）列样本包括了挪威所有的工作者，而（4）（5）列样本只包括了2000年-2007年间至少创办了一家公司的人，无论采用哪一类样本，加入固定效应和可观测控制变量之后，回归系数的变化都很小，说明创新水平的变化不是由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变化造成的，这也增强了结论的稳健性。
3）个体层面分析（相似的对照组）
表4同样是在个体层面的检验，只不过采用了更为相似的对照组，（1）（2）列样本中只包括了获得硕士及以上学位和获得了博士学位的人，得到的结论和之前的检验一样，但是结果并不显著，第（3）列采用logit模型进行估计，精度要明显高于前面的线性概率模型，第（4）列先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再进行OLS估计，发现估计的系数和精度都增加了，第（5）（6）列样本中只包含了拿到了博士学位并且创办过企业的人，估计结果也是负向显著，第（7）列基于对政策改革会影响到在校博士生的担心，去掉了控制组中最近拿到博士学位的人，只保留了在2000年前拿到博士学位的人作为对照组，估计结果的系数绝对值比第（2）列还要大。
4）机制分析：Intensive Margin vs Extensive Margin
作者为了探究在改革之后是有创业思维的人离开了大学，还是留在大学的人创业减少了，进行了如下检验：表5的第（1）（2）（3）列，将2000年-2002年间在大学工作的人作为处理组，无论他们后来是否离开校园，最终得到的结果与之前的检验结果相似，因此可以排除第一种猜想（Extensive Margin）；第（4）（5）（6）列将2000年-2007年间在大学持续工作的人作为处理组，将从未在大学工作过的人作为对照组，结果与之前的检验极度相似，因此可以验证第二种猜想（Intensive Margin）
（2）质量
1）初创企业在第5年的表现
表6A的第（1）~（4）列选取的因变量指标分别为初创企业在成立5年时是否还存活、销售额、雇员数量、资产，第（5）~（8）列相同，但是将控制组从一般的初创企业，限定为由取得博士学位但不在大学等研究机构工作的人创办的企业，回归结果表明改革后初创企业的质量明显下滑，但是并不显著；更换对照组后，估计精度更低。
2）初创企业在第5年的表现是否位于前1/4的水平
表6B的第（1）~（3）列选取的因变量指标分别为初创企业在成立5年时销售额、雇员数量、资产等指标是否位于前1/4的水平，第（4）~（6）列相同，但是将控制组从一般的初创企业，限定为由取得博士学位但不在大学等研究机构工作的人创办的企业，回归结果表明改革对于初创企业销售额以及资产有较大的负面影响，且估计结果的显著性程度较高，而对于雇员人数的影响较小；更换对照组后，估计系数相近，但精度更低，显著性下降。
2.专利
（1）数量
1）总量分析和技术层面分析
表7的左边一栏进行的是总量分析，第（1）~（4）列因变量分别为专利数量、人均专利申请数量和人均专利申请者数量，第（4）列和第（5）列进行的检验将处理组样本分别固定为1995年-2010年持续在大学工作的研究人员以及2002年在大学等研究机构工作的对象，无论他们之后是否离开学校；右边一栏进行的是技术层面的分析，其中（6）（8）列采用泊松计数模型进行回归，原因在于OLS回归中部分样本可能因为取到0值被舍弃，因此采用泊松模型可以保留完整的样本；所有方程的回归结果都显示改革对于初创企业数量具有负面影响，而分技术类型检验得到的精度更高，以第二列为例，回归结果显示，改革政策使得人均专利数量下降了43%。
2）个体层面分析
表8是基于个体层面的数据进行检验，第（1）~（3）列样本中只包含了至少申请过一次专利的人，由第一列可知，改革使得专利申请的可能性下降了4.5%，第（2）列和第（3）列依次加入了时间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后，结果依然非常相似；由于担心姓名匹配出现失误，因此在第（4）列检验的样本中筛选出了那些名字较为稀有的人（全国同名人数少于或等于3人），结果并没有出现太大差异。
3）机制分析：Intensive Margin vs Extensive Margin
作者为了探究在改革之后是是本应创造专利的人离开了大学，还是留在大学的人申请专利减少了，进行了如下检验：表9的第（1）（2）列，将2000年-2002年间在大学工作的人作为处理组，无论他们后来是否离开校园，最终得到的结果与之前的检验结果相似，因此可以排除第一种猜想（Extensive Margin）；第（3）（4）列将2000年-2007年间在大学持续工作的人作为处理组，将从未在大学工作过的人作为对照组，结果与之前的检验极度相似，因此可以验证第二种猜想（Intensive Margin）。
（2）质量
表10的（1）~（8）列分别选取了 是否被引用/被引用的次数、是否获得更广泛的专利保护（欧洲、美国、日本），专利有效期（需要付费续期）等指标作为模型的因变量来衡量专利的质量，所有倍差项的估计系数都为负数，虽然只有（3）（7）两列的估计结果比较显著，但全部的检验结果都指向改革使得专利的质量下降。
四、结语
在1990年代进行了一次泛欧政策辩论之后，许多欧洲国家废除了“教授的特权”，以促进大学的商业化活动，并在Bayh-Dole之后采用类似于美国的政策体系。政策变化将大学研究人员享有的三分之二的收入权转让给了他们的大学雇主。本文探究了挪威的政策改革，采用了注册表数据和其他数据集，以全面研究新企业和专利基准的实证研究表明，初学者和大学研究人员申请专利的数量大幅度下降了大约50％。本文还发现，初创企业和专利的质量衡量指标有所下降。对于使用各种对照组进行自然实验而言，这种下降势头强劲，从初创公司和专利来看，下降幅度大致相同。
严安祺同学对论文展示完毕后，老师和同学们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与交流，提出了该论文研究方法对于解决当前中国情景下的高校创业和成果转化的适用性，认为本次分享的文献对于后续的研究方向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老师和同学们认为，按照国内的大学情况进行研究，在获得相关专利数据的前提下，搜寻适宜研究的政策改革将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和难点。延伸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来看，自2010年开始在深圳前海、珠海横琴和广州南沙实施的15%所得税政策，10年来无论是创业活动还是创新成果，这三个平台都有好的表现，老师们表示这个政策作用的创新影响在大湾区层面值得关注。
本次学术研讨会充分体现了研究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大家在学术交流中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提高自己的学术能力，至此，本次文献研讨会圆满结束。
拟稿：严安祺
编辑：陈多多
审核：李兵
审核发布：毛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