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艳华教授等关于大湾区互联互通与融合发展新态势研究的理论文章在《港澳研究 》发表

第一，大湾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仍然保留了自由港的经济制度，与国际市场和经贸规则高度顺畅连接。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充分体现了以开放促改革的基本经验，通过实施“湾区通”工程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广东营商规则对标港澳，大湾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在 CEPA 框架下广东对港澳实施更短的负面清单，基本实现与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港澳企业在法律、会计、建筑等领域投资营商享受国民待遇。大湾区内地的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佛山等主要城市积极创新对港澳投资者的便捷服务方式。如广州开通“穗港通”“穗澳通”一站式商事登记服务，创新推动开办服务前移、离岸全程电子化办理，便利港澳特区申请人在穗创业投资，快捷落户广州。珠海与澳门签订“珠澳通注册易”协议，将企业开办服务前移至澳门粤澳工商服务中心，设置珠海市“银政通”智能服务一体机，实现跨境商事登记“境外一次申请、全程现场办结”。珠澳“跨境通办”服务实现政务业务“零出关办理”。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牵引广东加快建设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国家发改委最新公布的2021 年中国营商环境评价结果显示，深圳、广州、东莞、珠海均进入全国标杆城市，整体水平位于全国前列。省级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连续 5 年位居全国第一。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已成为大湾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

第二，科技创新产业合作步伐加快。随着粤港澳科技合作体制机制创新不断推进，大湾区科研经费、科技人员、科技专利等创新资源跨境流动更为便利，粤港澳三地科技创新合作和科技产业合作不断深化。围绕构建开放型融合发展的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大湾区广深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和深港河套、粤澳横琴科技创新极点“两廊两点”架构体系持续完善，鹏城实验室和广州实验室两个国家实验室相继布局，粤港澳联合建设的实验室和重大科研平台香港科技大学 （广州） 落户南沙，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在横琴设立研究院，与合作区 15 家企业建成联合实验室。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报告，大湾区“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连续五年位居全球第二。在全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中，广东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 8 年排在全国第一。粤港澳科技合作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促进了大湾区科技产业合作，内地九市产业体系健全、产业链条完整，而港澳则拥有先进的现代服务业、金融业和科教资源，粤港澳协同创新、优势互补，大湾区形成了“香港研发、深圳转化、东莞生产、全国销售”和“澳门研发、横琴转化”、“横琴生产、澳门监制”的产学研用一体化模式。近年来，大湾区 5G、集成电路、纳米、生物医药等四大产业创新高地建设稳步推进，战略性产业集群蓬勃发展并逐渐成为增长主力引擎，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发展新动能持续培育壮大。

第三，民生领域合作不断拓展。近年来，以“湾事通”综合服务平台建设为抓手，数字化助力“一个平台畅行湾区”，推动大湾区泛公共服务融合互通，粤港澳公共服务逐步实现“三地同城、无感跨境”，大湾区民生领域合作不断拓展，港澳居民在内地学习、就业、创业、生活更加便利。“湾事通”综合服务平台已于 2023 年 12 月 21 日在微信、WeChat （境外版微信）、支付宝以及服务香港和澳门居民的 AlipayHK、MPay 同步上线，覆盖粤港澳大湾区所有城市，服务对象将近 9000 万。首批上线的“湾事通”小程序超过 100 项高频跨境服务，涵盖跨境证件办理、跨境流量、跨城交通、通关、支付、汇率查询、银行预约、就医买药、住宿美食娱乐等方面，并发布大湾区最新的政策性新闻和动态，为粤港澳三地居民提供一体一面、高效便捷的跨境综合服务。随着三地融合发展的制度化和便利化保障不断完善，港澳居民“北上”大湾区内地城市成为常态，促进了大湾区多元文化交流融合，提高了大湾区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第四，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提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目标任务。近年来，在大湾区珠江口由北向南，南沙大桥、广深港高铁、狮子洋通道、虎门大桥、深江铁路、深中通道、港珠澳大桥等已建成和在建的跨江通道已有 7 条。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推动构建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新格局，为打造环珠江口 100 公里“黄金内湾”，推进大湾区珠江口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随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交通运输高效运转，大湾区的前海、南沙、横琴、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实现了地理相连，香港金融功能和运营服务的市场范围更便利地延伸到中山、珠海和江门等西岸城市。这不仅促进了东岸地区的科技、人才、金融等要素高效畅通地流向西岸地区，深化了大湾区东西两岸在营商环境、文化旅游、民生事业、社会治理等各领域交流合作，而且在更大范围内联动构建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共同促进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巩固和提升香港“八大”中心的功能地位。近年来，随着大湾区东西两岸融合发展的提速，越来越多的内地及国际优质供应链服务企业选择落户香港，包括DHL 中亚区枢纽中心已经完成扩建工程，货物处理能力提升五成，达至每年 106 万公吨。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物流公司菜鸟网络牵头的合资公司，于香港国际机场兴建高端物流中心已投入运作。深中通道的建成通车，从深圳到中山的车程从 2 小时缩短至 30 分钟，便利大湾区东西两岸居民出行，尤其是香港居民经深圳通过深中通道便利进入到中山、珠海和江门等西岸城市。

第五，重大合作平台“先行试验”探索作用明显。大湾区融合发展既不同于国际典型湾区，也不同于国内跨区域一体化合作。从本质上讲，“一国两制”下推动区域一体化是大湾区建设的目标，而粤港澳三地制度的“差异化”恰恰又是大湾区建设的价值，大湾区建设需要探索制度“差异化”条件下的“一体化”模式。《横琴方案》、《前海方案》、《南沙方案》 和 《海套规划》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突破，体现了通过重大合作平台的制度创新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决心。由于各项制度创新集中于开放合作平台的小区域，而非整个珠三角地区，因此能够实施和探索相比整个大湾区合作更为领先的开放政策与措施。包括在要素跨境流动、经贸和社会规则衔接、行业准入、合作体制机制、创新能力开放合作等领域的新突破。近年来，四个重大合作平台针对各自功能定位，着力推进制度创新规则实验，发挥“以点带面”作用，推动粤港澳合作向纵深推进。横琴实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海关特殊监管模式，成为内地最自由开放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前海出台全国首部投资者保护条例，是对接国际高标准投资经贸规则，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探索；南沙已落地期货、航运、数据三大交易所，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揭牌运作；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势头良好，粤港澳协同发展新空间不断拓展。

粤港澳大湾区在全国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粤港澳大湾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的全新定位。围绕“一点两地”全新定位，纵深推进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应按照三中全会 《决定》 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要求，加快创新体制机制和完善政策体系，推动粤港澳三地经济运行体制机制和社会公共政策相通相容，促进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不断丰富“一国两制”实践新内涵，支持港澳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第一，加快建设“轨道上的大湾区”。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硬支撑。基于国际都市圈建设经验，随着大湾区经济规模扩大和人口集聚发展，城际轨道将成为大湾区城市之间通行的重要交通工具。因此，按照打造“轨道上的大湾区”目标愿景，借鉴东京湾区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的经验做法，进一步加大城际铁路建设力度，加强与湾区内高铁、普速铁路、市域 （郊） 铁路等轨道网络的融合衔接，做好粤港澳三地轨道交通的对接，形成“轴带支撑、极轴放射”的多层次铁路网络，构建大湾区主要城市间 1 小时通达、主要城市至广东省内地级城市 2 小时通达、主要城市至相邻省会城市 3 小时通达的交通圈，支撑不断增长的跨境、省内和省际人员流动。打造“轨道上的大湾区”，完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关键在于创新大湾区交通互联互通的体制机制。总结和推广广佛地铁在规划、建设与运行等各方面的经验，打破各城市政府之间在轨道设计、票务制式和资金切分等各方面存在的壁垒，推动大湾区交通设施的网络体系、技术体系、管理体系、成本收益体系等各环节实现一体化。同时，加快数字技术的应用，推动大湾区各类公共交通设施网络化，推广“一票式”联程和“一卡通”服务，形成“一张网、一张票、一串城”的大湾区交通发展格局。

第二，进一步优化大湾区营商环境。打造更加优良的营商环境有利于推进粤港澳三地全方位互联互通发展。2023 年 12 月 25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从市场环境、法治环境、政务环境、开放环境四个方面提出了打造大湾区一流营商环境的目标与举措，助推大湾区营商环境再升级。发挥大湾区区位条件优越和国际化程度高的优势，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方面，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加快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营商环境制度体系，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增强在畅通国内大循环和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功能，培育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建设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适应大湾区产业分工和社会融合的需要，把握国家新一轮扩大服务业开放的机遇，积极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扩大对港澳开放，吸引各类创新要素便捷进入大湾区，释放出大湾区对于流动人口和青年人才的吸引力，持续产生更多的“人口红利”和“人才红利”。继续推进“湾区通”工程建设，扩大“湾区标准”清单和“湾区认证”项目范围，推广“湾事通”综合服务平台，扩大“组合港”“一港通”试点，强化大湾区贸易、航运枢纽功能，提升大湾区营商环境国际竞争力。

第三，持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区域市场一体化是大湾区实现要素流动、分工协作和协同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市场一体化有利于促进湾区内要素便捷流动和资源高效配置，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市场一体化也有利于实现产业优势互补和分工合作，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因此，市场互联互通水平显著提升应作为新阶段推动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目标。大湾区是国内市场规则体系与国际市场规则体系的对接与转换之地，与国内其它区域重大战略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建设既有独特之处，又能够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按照加快成为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的要求，大湾区内地城市应持续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打通大湾区各类要素跨境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提升人员车辆往来、货物通关、资金跨境、数据安全传输等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充分释放大湾区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增强大湾区在全球范围集聚和配置各类资源要素的能力。

第四，粤港澳协同发展大湾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创新是湾区经济的魅力所在，粤港澳协同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利于促进粤港澳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地。围绕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高水平人才高地等建设任务，高水平建设光明科学城、松山湖科学城、南沙科学城等先行启动区，促进高端科研资源集群加速成形，提升大湾区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完善科技创新合作体制机制，深化大湾区产学研资对接，形成“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区域协同创新生态链，更好推动大湾区新质生产力开放发展。对标旧金山湾区的一流创新生态环境，加快“北上南下”双向人才畅通，搭建高校教授、企业创始人、投资机构负责人协同分享的“围桌畅谈”，促进科技成果跨境转化与应用，把大湾区丰富的科创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推动大湾区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升级，促进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与创新创业基地的协同联动，为创新创业提供全流程服务，把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打造成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

第五，加快打造港珠澳大桥经贸新通道。港珠澳大桥是大湾区经济社会多维度融合发展的新机遇。大桥通行以来“北上南下”的车流稳步增长，要进一步发挥港珠澳大桥“一桥连三地”的独特优势，以跨境物流作为重点发展方向，采取更积极政策，吸引更多企业和货源经大桥开展跨境运输。同时，发挥香港国际航运枢纽、资金、人才等优势，深入开展码头业务、金融物流、战略投资等各种合作，以国际物流组织中枢牵引珠江西岸的制造业供应链升级，将“港珠澳大桥经贸新通道”建成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粤西、连接内地大西南地区、促进国家东西部协作的经贸新通道。适应大湾区内地居民对冷链物流市场不断增长的需要，在珠海设立物流园和冷库设施，让国际市场的冰鲜货品从香港机场直接经港珠澳大桥进入珠海口岸清关，再进入内地市场，充分发挥香港国际机场的空运中转角色作用，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和物流枢纽的优势地位。加快打造港珠澳大桥经贸新通道，还应探索推行“粤车南下”政策，允许内地车辆经港珠澳大桥直达香港机场，促进跨境货运通关便利化；进一步完善香港转口食品的检验机制，设立香港预检进口内地食品的“绿色通道”；同时内地应将更多低风险生鲜产品纳入 《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善用“湾区标准”，减少经港珠澳大桥中转食品的检验要求，更好地发挥与“双循环”跨境物流中心的协同效应。

第六，完善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跨境治理制度。数据跨境流动是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新课题。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跨境流动本质上是属于一个国家内的数据流动。在坚持数据跨境流动的安全、便利、高效三原则下，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 《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 精神，基于大湾区的特殊性和融合发展的实际需要，粤港澳三地政府应尽快制定有关大湾区数据流动规定，协商制定大湾区统一的重要数据目录，扩大豁免在大湾区可流动的数据范围，通过良好的跨境数据治理构建共同网络空间，发挥好跨境数据枢纽的角色和作用。对于在大湾区开展金融活动，参加社保，参与购房、教育等活动的香港居民，参照内地居民同等待遇，可不需要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订立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等附加条件，以促进数智化时代跨境人流、物流和资金流的畅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网行业集聚效应明显，数字产业发展迅速，拥有国内最为完善的数字产业集群，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先行阵地。应秉持审慎包容的原则来制定大湾区的数据流动规则，充分促进和加快大湾区数据要素的流通，既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数据赋能作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融合发展，还可以发挥大湾区独特优势开展数据跨境流动的压力测试，提高我国在数据跨境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

第七，建立健全粤港澳区域合作体制机制。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依赖于运作更加顺畅的区域合作体制机制。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合作经历了市场自发推动的“前店后厂”制造业分工合作阶段、市场开放诱导的服务业分工合作阶段和规则衔接引领的融合发展阶段。由于粤港澳大湾区涉及不同制度和多个中心城市的合作，经济社会融合发展面对多领域复杂的制度型开放，在新阶段解决“一国两制三法域”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问题，需要依据 《宪法》 和 《基本法》 精神，在“一国两制”原则下推动大湾区合作体制机制创新，构建粤港澳跨境合作发展新机制。总结香港、澳门相继回归以来粤港/粤澳合作联席会议、CEPA 安排、《粤港/粤澳合作框架协议》、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体制机制创新等成功经验，开展粤港澳三地协同立法，把跨境基建、营商环境、科技创新、生态环保、社会民生等领域的合作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为跨境就业、跨境教育、跨境养老、跨境居住、跨境环保等各个领域的融合发展提供法治保障。在总结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促进条例》 实施经验基础上，适时推动中央区域统一立法，制定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促进条例》，为大湾区合作发展提供法律基础，提高区域合作的法律位阶和效力，彰显“一国两制”下法治湾区建设特色。

（作者简介：毛艳华：中山大学区域开放与合作研究院院长、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教授；叶璐：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编辑：陈倩怡

审核发布：毛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