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艳华 ：理解粤港澳大湾区一流大学角色再定位

第二届粤港澳高等教育创新学术研讨会于6月13-14日在深圳大学成功举办。会议以“高等教育创新与大湾区发展”为主题，汇聚了粤港澳三地21位大学书记校长、专家学者及知名企业负责人，围绕大学的时代使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高校分类改革、新兴学科布局与人才培养、产教深度融合等议题深入研讨。中山大学区域开放与合作研究院院长毛艳华教授以《理解粤港澳大湾区一流大学角色再定位》为题作主旨报告。文章根据报告内容整理，并经本人审阅。一起来看——

中山大学区域开放与合作研究院

院长  毛艳华教授

规划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自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以来，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和高等教育开放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今天就粤港澳大湾区一流大学角色再定位这一主题与各位交流分享。

一、角色再定位的深层次动因

通过深度分析内外部发展环境与条件的变化，有三重力量交汇叠加，推动大湾区一流大学进入角色再定位的关键时期。

第一，政策驱动。 二十届三中全会将教育、科技、人才定位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过去教育被置于经济服务者的地位，如今三者并列提升到战略高度，意味着一流大学不能仅满足于人才培养，还须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人才自主培养体系中承担核心功能。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对高等教育创新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进一步提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适度扩大“双一流”建设范围、“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并明确要求教育布局与改革政策“紧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大湾区一流大学角色再定位的直接政策依据。

第二，需求导向。 大湾区GDP已超2万亿美元，与纽约湾区经济体量接近，但全要素生产率、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和顶尖人才密度，与世界三大湾区差距显著。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大湾区“更好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动力源”的实质是创新驱动的增长极，其根源之一就在于一流大学作为区域创新体系核心要素，功能发挥尚不充分。大湾区要从“规模的湾区”走向“质量的湾区”，一流大学必须从“跟随型”转向“引领型”。

第三，技术逻辑。 AI正在推动知识生产从个人经验主导走向数据与算法驱动的范式革命。清华大学李星教授判断：“人工智能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不亚于十二世纪现代大学的诞生。”广东省已出台《AI赋能科研专项方案（2026-2030年）》，目标取得20项以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大湾区一流大学面临“换道超车”的历史机遇，也面临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科研组织方式和学术评价体系在AI时代失效的严峻挑战。

二、国际湾区一流大学的共性经验

一流湾区必然拥有一流大学集群。纽约有哥伦比亚和纽约大学，旧金山有斯坦福和伯克利，东京有东京大学。这些大学不是湾区成功之后才出现，而是湾区成功的先决条件。虽然纽约、旧金山和东京三大湾区呈现出差异化发展模式，但一流大学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具有共性规律。

第一，大学集群是创新体系的核心要素。 纽约湾区拥有120多所院校，64所QS上榜高校中16所进入世界前100。大学集群通过人才蓄水池效应为华尔街金融创新、生物医药和传媒文化等关键产业提供智力资本。康奈尔科技校区（Cornell Tech）定位为城市科技创新的“学术锚机构”。另外，向北延伸到波士顿的MIT肯德尔广场，以MIT和哈佛为双核形成全球密度最高的生物科技创新集群。这些案例表明，一流大学不仅是人才工厂，更可以成为城市空间再造和产业转型的催化剂。

第二，大学是知识创新的源泉而非被动服务者。 斯坦福大学技术授权办公室（OTL）五十年累积转化超一万项发明。大学知识生产具有显著正外部性，但若缺乏专业化转化机制，外部性就无法内部化为产业优势。UCSF Mission Bay校区以57英亩医学研究校区培育了世界级的生命科学集群，辉瑞、拜耳等跨国药企将研发中心设在此地，非因税收优惠，而是为靠近知识生产源头。这印证了产业布局须紧邻知识生产核心节点的基本规律。

第三，大学-产业知识循环需专业化制度设计。 东京湾区筑波科学城以大学为中心规划建设完整科学城，体现国家意志驱动的创新区建设模式。柏之叶智慧城则代表公私合作（PPP）路径，东京大学设立“城市设计中心”直接参与规划治理。两种模式对深圳光明科学城、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广州南沙科学城的规划具有直接参照意义，即一流大学的角色需要在规划阶段就予以明确。

三、“十五五”时期角色再定位的建议

从“跟随型”向“引领型”、从“知识传授者”向“创新策源地”、从“文化传承者”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者”转变，是时代赋予大湾区一流大学的历史使命。

第一，从标准化培养转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产业界对“AI+”复合型人才需求快速增长，高校学科设置和培养模式调整相对滞后。建议大力度增设AI+X交叉学科专业，借鉴斯坦福“CS+X”模式推动理工文医深度融合；推进粤港澳三地有条件的一流大学之间学分互认和学位联授，依托港科大（广州）、港中大（深圳）和澳门大学“一校两区”模式等平台探索跨境联合培养；建立从基础教育到研究生的拔尖人才贯通培养机制；用好“支持香港澳门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政策空间。

第二，有组织科研与基础研究双轮驱动。 香港拥有五所世界排名前100的大学，基础研究能力强，中山大学也成长为“深圳—香港—广州”科技创新集群的顶尖机构（Top Organization）；广东产业体系完整、转化能力强。但两者衔接并不顺畅。建议实施大湾区基础研究联合攻关计划，在人工智能、量子科学、生物医药、海洋科学等领域联合布局；推动“AI for Science”大科学研究平台三地共建共享；破除“五唯”，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

第三，构建“大学-产业-城市”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 硅谷核心竞争力不在斯坦福和伯克利单独有多强，而在大学—风投—企业—法律服务之间形成了自我强化的生态系统。建议在大湾区建设若干“环大学创新经济圈”，将大学正外部性在空间上最大化；加强技术转移体系专业化建设，落实“先使用后付费”机制；推广“双聘制”和产业教授制度，打通校企人才流通通道。

第四，文化传承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大湾区建设是“一国两制”下的制度异质性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度型开放、跨境治理、城市群协同发展等议题都是独特的实践素材，这些问题的复杂性远超既有理论解释范围，是产生原创性理论的沃土。一流大学应聚焦这些领域，形成以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既服务国家战略，也提升大湾区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

上述四个维度的角色再定位，离不开体制机制改革的制度保障。建议在深圳河套、珠海横琴等区域设立“大湾区高等教育特区”开展制度创新试验，建立三地联合拨款与资源共享机制，推动粤港澳高校联盟从论坛性平台走向实体化运作。

来源：广东高教学会

编辑：陈倩怡

审核发布：毛艳华